紅學家梁歸智在圣·彼得堡大學任客座教授，我們在涅瓦大街一家咖啡館里會面，他說，本來想第二天帶我去一個地方——那是一般導游都未必清楚，一般游客都未必想去的地方，他估計我一定感興趣——普希金決斗處。

　　在中國文豪曹雪芹去世三十五六年后，俄羅斯誕生了其文學之父——普希金。無論在圣·彼得堡還是莫斯科以及俄羅斯其他許多地方，普希金的遺跡，他的雕像，以他命名的博物館、文化機構、學校、街道……數也數不清。我告訴梁教授，圣·彼得堡郊外，普希金上過中學的皇村，莫斯科老阿爾巴特大街的普希金伉儷雕像……我都已經細賞，他就說，據他所知，普希金和妻子岡察洛瓦牽手的雕像很少，我看到的可能是獨一無二的，但普希金之所以決斗，并中槍不治身亡，一般史家論者都認為與岡察洛瓦的輕浮有關。夫妻中如果丈夫成了偉人，那么妻子要么會被夸為賢內助，要么就被說成紅顏禍水。其實偉人也是復雜人性的聚合物，偉人之妻就更可能是非賢非禍或既賢既禍的一種自在生命，不必去貼簡單化的標簽。

　　梁教授第二天就要利用暑假去外地旅游，不能陪我去看那地方了。但有了他的推薦，隔一天傍晚，我和幾位年輕的朋友，終于在俄羅斯司機的協助下，在市郊一處僻靜的樹林里，覓到了凄清的普希金決斗處。那里有一座鑲嵌普希金浮雕的方尖碑，倒也不算稀奇，觸目驚心的是附近有兩塊面對面的拙樸石碣，標明了決斗那天兩位決斗者的站位，一邊是普希金，一邊是勾引岡察洛瓦的法國貴族丹特士。萋萋青草叢中，白夜將至中的兩塊碣石，望去令人心碎。

　　普希金為什么非去決斗？年輕的朋友們大惑不解。人是一定歷史階段主流文化的俘虜。當時的上流社會，男性間的為女性決斗，是一種強勢社交文化，普希金也不能擺脫其羈絆。普希金在自己的詩體長篇小說里，就寫到兩位男主人公奧涅金和連斯基的決斗，一方挑戰——一般是脫下一只白手套扔到地上，另一方拾起來，表示應戰。然后，由雙方的朋友作為證人，還帶上醫生，在約定的時間，在約定的地點，雙方各備手槍，背靠背，聽到證人指令后，各邁若干步，停下來，轉身，證人會問哪位后悔？在那個時代那種風俗的約束下，鮮有男子不拾挑戰的手套，更鮮有男子臨場退縮，一般都會說堅持決斗。于是，互相瞄準，證人倒數時間，最后發出開槍指令，于是同時開槍，很少有雙雙倒下或雙雙無恙的情況，一般多是一方中彈，醫生馬上搶救，馬車立即奔往醫院——普希金筆下，是純真的連斯基死去，現實生活里，是花花公子丹特士沒事兒，還有旺盛創造力的普希金卻悲慘地結束了生命，那一年，他才38歲。

　　普希金決斗致死，普遍被認為是沙皇尼古拉一世的陰謀。普希金同情反叛的十二月黨人，對沙皇統治多有譏諷抨擊，沙皇討厭他，又礙于他取得的名氣，不好公開除掉他，于是設下陷阱，讓他自我毀滅。萊蒙托夫就是這樣認為的。但小普希金14歲的萊蒙托夫，卻也在4年后死于決斗，并且只有27歲。這就更值得探究，為什么他們明知決斗兇險，甚至也意識到那可能是一個陰謀，一個陷阱，卻就是不能不進入那樣一種貴族社交文化，最后讓它毀滅掉自己？

　　回到北京，我思索不已。除了人性的復雜，一個歷史階段文化構成——包括主流風俗——的威力，也是值得我們深入探究的。我將通過“伊妹兒”，和梁教授探討這一問題。(劉心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