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一名戰士講述自己元帥的歷程，他的思緒肯定會回到那金戈鐵馬的戰爭歲月；但如果要一名后輩去回憶自己長者的時候，他更喜歡談論的是那厚重又難得的親情。

　　在北京鼓樓外大街上的一家飯店里，朱德的女婿劉錚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將近一個小時的采訪中，劉錚娓娓講述著他記憶中的朱德——一個普通而又充滿了人格魅力的老人。

　　康克清拍板同意婚事

　　記者：您是如何與朱德元帥的女兒朱敏相識、相戀然后走到一起的？

　　劉錚：我當時隨著共和國第一任駐蘇聯大使王稼祥到蘇聯使館工作，主要在使館辦公室工作，因此留學生們有什么事情，都會來我這里尋求幫助。留學生們每個周末都會到使館來，一是看看文件、聽聽報告，以了解國內的情況。另一個就是平常蘇式的飯菜吃多了，周末到使館來吃頓中餐，改善一下伙食。就這樣我與留學生們就熟悉了，其中也包括朱敏。她給我的第一印象很好，樸實、誠懇，不像有些高干子弟那樣擺架子，因此我們很快就熟了。

　　記者：您和朱敏老師的愛情是“一見鐘情”還是“日久生情”呢？

　　劉錚：開始我們對彼此的印象都不錯。我們在1950年認識，生活中經常相互傾訴一些快樂和苦惱，慢慢就產生了感情。她后來就跟家里、使館說了我們之間的感情。

　　記者：從相識到最后走到一起的過程順利嗎？

　　劉錚：我們在結婚前有一個過程。她畢竟是朱老總的女兒，我們的戀情還是引起了外界的關注。但我們都很堅持，認定了就是他(她)了，決心很大。

　　記者：朱敏老師家里的意見呢？未來的岳父岳母是怎么樣認識和了解您的？也會有一個考察過程吧？

　　劉錚：是的。后來康克清到維也納參加國際婦女大會，回來的時候經過莫斯科。她是特地來考察我的，不過我本人并不知道。使館讓我送一份文件到她住的酒店去，這事我沒多想，就是送一份文件嘛！老人家見到我很客氣，問我“什么時候來蘇聯的？”“在這邊怎么樣？”“家里怎么樣？”等一些很平常的問題。談了大概半個小時，然后我就回來了。當時我并不知道，老人家這是在考察我，直到后來朱敏告訴我。

　　記者：當時康克清對你們的第一次見面有沒有說什么？

　　劉錚：沒有。無論是康克清還是朱敏，都沒告訴我那次會面對我的印象。不過康克清事后就跟使館拍板，表示同意我們的婚事，政治上的考察也沒有問題。1952年，我和朱敏結婚了，張聞天夫婦在使館舉行了一個招待會，請留學生們和工作人員都來，大家吃吃喝喝都很高興。

　　他更多的是談國家未來

　　記者：您是結婚回國后才第一次見到朱老總，那個時候緊張嗎？

　　劉錚：1953年我們從莫斯科回國。就要見到朱老總了，我心里還是很緊張的。對他的脾氣不了解，只是知道他身經百戰，現在又是黨和國家的核心領導人之一。但我們的第一次見面還是非常愉快的，我也不知不覺就放松了。

　　記者：當時對朱老總的第一感覺是什么？

　　劉錚：在我面前的，不是一個板著面孔一臉嚴肅的叱咤風云的元帥，而是一個和藹可親、很普通的長者。他問了我們在莫斯科的情況，結婚后的生活，囑咐我們要相互尊重、相互愛護、相互幫助。考慮到我們剛回國的一些實際困難，老人家就說：“你們剛回國，暫時就先住在我這里吧。”就這樣，我們在中南海與老總住在了一起，他把一樓的兩個房間給了我們。他自己的臥室、辦公室在二樓。

　　記者：老總和你們聊天的時候，有沒有經常說起當年他在戰爭年代的事情？

　　劉錚：很少，他跟我在一起的時候很少說起過去那些戰斗的歲月。那些日子的艱難是為了現在的幸福生活，他偶爾會去回憶，但說得不多。他更多的是在談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未來，這些才是他更關心的。

　　他讓我們住進集體宿舍

　　記者：您和朱敏老師的第一個孩子是老總帶大的吧？

　　劉錚：是的。1953年，我和朱敏的第一個孩子出生了。名字是老人家給起的，大名叫劉建，小名叫“建建”，就是“建設社會主義，建設共產主義”的意思。

　　記者：朱老總是不是特別喜歡這個外孫？

　　劉錚：老人家特別喜歡這個孩子，經常抱他，帶著他散步，暑假的時候也帶著他到北戴河去游泳，祖孫之間的感情很好。不過喜歡歸喜歡，但絕對不是溺愛。因為老總周末的時候會用車拉著孩子到香山去玩，后來孩子也習慣了上老總的車。有一次老總要去上班的時候，建建就偷偷爬到了車的后座上，結果被老總發現了。老總很嚴厲地對他說：“這車是工作需要，公家給我的，你不能隨便上。”從此以后，孩子就不在工作時間上他的車了。

　　記者：從蘇聯回來后，在選擇自己的職業方面，您有沒有因為是朱德的女婿而得到特別的照顧？或者說自己覺得有些特殊？

　　劉錚：那個時候的想法很單純，我的想法是一切服從組織安排，自己也沒有什么特別的想法，從來沒有想到自己是朱德的家人什么的。在經濟上因為當時是供給制，各方面都有保證，也不求奢華，大家都很安心。

　　記者：朱老總平常關心您的工作情況嗎？

　　劉錚：老總對我們的關心主要還是工作上的。周末的時候，我經常在客廳或他的辦公室里，向他匯報自己的工作。他很隨和地問我工作是否習慣，有什么困難；還經常囑咐我，要服從組織的分配，把本職工作做好，和同事要搞好關系，要相互學習，取長補短，要學習新東西，多接觸新鮮事物，要有新思想，新理論。

　　記者：有沒有挨過他的批評？

　　劉錚：他還真沒有嚴厲地批評過我，一直都是循循善誘的方式。他一直是個非常平和的人，無論是在工作上還是生活中，該嚴格要求的地方會嚴格要求，不過很少發火。

　　記者：在劉建1歲的時候，您和朱敏老師搬離了中南海。為什么一家人剛團圓不久又要分開呢？

　　劉錚：在建建1歲時，老總告訴我們可以到集體宿舍去住了。他說：“搬出中南海對你們有好處，出去了要和群眾打成一片，有利于你們提高。孩子可以留在這里，我給你們管。你們出去了，不要擔心家里，要一心一意全部放在工作上，將來要自力更生。”

　　當時我們對他的這個決定不是很理解，朱敏私下里也跟我說，子女和父母住在一起很正常，對于父親的決定她有些想不通。但后來經過實踐證明，我們才明白了老總的用意，他是要讓我們在生活、工作上都養成自力更生的意識，意義重大。

　　[印象]

　　很多同事不知道他是朱德女婿

　　今年81歲的劉錚退休已多年，他身材高大，精神矍鑠，記憶力非常好。在采訪過程中，他的語速不快，但每一個時間點、每一個人物都記得非常清楚。在回憶朱德元帥的時候，他更多的愿意談起生活中的朱德——因為在他看來，那位一口四川話的老人，在多數時候，就是一個和藹可親的長者。

　　朱德對于劉錚朱敏夫婦的影響是巨大的，他們回國后努力工作，自力更生，以至于身邊的很多同事都不知道朱德和他們的關系。他們將這個好習慣也傳給了劉建、劉康等兒女們。雖然年事已高，劉錚還是非常關心中國年輕一代的成長，“現在的社會和五十年前相比變化很大，生活好了很多，孩子們無憂無慮地生活著，但是很多時間和精力都用在了消費上，比如去網吧、酒吧里耗費過多的精力。”

　　在他看來，孩子們應該在與時代同時進步之時，不放松對自己的要求，同時，國家和政府也應該多關心下一代的成長，“他們的成長，全社會都有責任”。(記者 季偉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