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論語》熱，浪潮有三波。第一波，自于丹2006年“十一”登上百家講壇開講《論語》開始呈現一股預流，至今年達到高潮，關鍵人物：于丹；第二波，北大著名教授李零，以其考古學與文字訓詁學的學科背景，對《論語》逐字逐句進行考據，出版《喪家狗》，此書一出，引得左中右各派人物集體出動，頓時成議論焦點，關鍵人物：李零；第三波：《新京報》推出16個版的《論語新編》特刊，聚集兩岸三地以及海外學術數十位重要學者，就《論語》熱進行探討。

　　其實，《論語》熱只是表象，隱藏在背后的則是復古主義的巨大潛流，這是另外一個問題，《新京報·論語新編》專刊中關于李澤厚的訪談中對此有所涉及，在此不論。本文只想在這一片喧囂的《論語》熱中，就其中一點，發表看法。昔日熊十力讀書，讀到關鍵之處，便隨筆批注：吃緊，吃緊。那么，《論語》熱，何處最吃緊？于丹沒說，李零沒說，我不才，說說如何？說說，當然可以，不過，有李澤厚先生的《論語今讀》在前，談論《論語》的吃緊之處，確實是個難題，偷懶的方法，當然是抄幾段現成的：其一是：“(《論語》)的好些基本觀念在不同層次的理解和解釋下，成了整個社會言行、公私生活、思想意識的指引規范。不管識字不識字，不管是皇帝宰相還是平民百姓，不管是自覺不自覺，意識到或沒有意識到，《論語》這本書所宣講、所傳布、所論證的那些‘道理’、‘規則’、主張、思想，已代代相傳，長久地滲透在中國兩千年來的政教體制、社會習俗、心理習慣和人們的行為、思想、言語、活動中了。”其二是：“自漢代張侯《論》以來，《論語》和孔子就以這樣的面貌流傳至今。《論語》本就生存在解釋學中，只是人們未曾自覺罷了。所以，重要的已不在它與孔子的真實關系究竟如何，或孔子的‘真實’面目究竟怎樣，而是孔子就以這種面目在中國流傳、影響著。所以，即使將來地下有新發現，證明今本《論語》及孔子不是本來面目，但也仍不能奪去今本《論語》及孔子在中國人的文化心理結構中已延續兩千多年的‘原型’地位。”前幾日李澤厚先生自美國回國“避冬”，我去看望，談到《論語》的吃緊之處，我自顧侃侃而談，李先生笑而不答，再問，答曰：“這個問題，我早談過了。”李先生是思想家，只給出了論斷，留給后輩無數空間。我有歷史癖，愿意結合個人體驗，多問幾個為什么。

　　這就要說到生我養我的那個小村莊，算不上窮鄉僻壤，但也相當閉塞，老鄉們文化水平都不高，但是回想他們的生存經驗，再從《論語》中相互印證，發現竟有許多關聯，比如說“孝”，過去要是哪家的孩子不孝順，那這家的孩子幾乎就在村子里抬不起頭來。我覺得，要是探源溯流，這肯定與《論語》有關。此種事例，不勝枚舉。但是，爺爺們的觀念是一回事，到了爸爸這一輩，已經有所變遷，到了我這一輩，則又變了樣。那么反過來，爺爺的爺爺怎么樣？

　　爺爺的爺爺的爺爺又怎么樣？結合上引李澤厚先生的論斷，進一步可以提出問題：《論語》在歷朝歷代，是在哪些不同的層次下被理解和解釋的？又是如何被理解和被解釋的？

　　這些代代相傳的“道理”、“規則”、主張和思想，是如何一步步滲透在中國兩千年的政教體制、心理習慣和人們的行為、思想、言語、活動中的？這需要有大量的歷史材料來支撐才能給出答案，限于篇幅，僅在此提出，想來是值得有心人留意的吧？

　　第二問題也是盤桓在我心中已久的一個問題，去年許倬云先生的《萬古江河》出版，我在與許先生聊天時就曾經把自己的疑問和盤托出：“我的疑惑是，在經過了諸子百家長期的對話與辯論之后，中國文化的重心為何落在儒家文化而不是其他諸家的學說？歷史雖然不能假設，但是我們不妨假設一下，如果中國文化的主干道不是沿著儒家這一思想脈絡走下來，而是選擇了楊朱學說或者韓非子的法家學說，今日的中國是否會呈現另外一種面貌？”許先生雖然對于我的假想表示首肯，但是以許先生那一代人的教育背景來看，現在這樣一種結果是理所當然，無需解釋的。

　　此次再一次提出，不妨再加上一個問題，當年在經過了百家爭鳴的局面之后，文化選擇走的是怎樣的一種路徑？

　　昔日清代大儒戴震講：義理、考據、辭章。

　　今日讀《論語》，也應作如是觀，只是一片紛紛擾擾的《論語》熱，大家都各執一端，對于《論語》的要緊之處，恐怕都疏漏了。

　　□陳遠(北京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