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月6日中央電視臺10頻道的“百家講壇”欄目中，易中天先生和“國嘴”崔永元坐在一起，搞了一場名為“易中天與小崔說事”的訪談節目。當節目進行到即將結束的關節點時，卻鬧了一場不大不小的尷尬：在易中天先生談了一番中國經典以后，一位觀眾站起來提了一個問題：“您認為這有什么用處？”

　　易中天對于這個問題的回答是“無用之用”。他認為，正是因為傳統經典看似無用，所以有“大用”。這個時候崔永元冒出一句話來，狠狠地讓觀眾見識了他的刀子嘴：“因為一件東西什么用處都沒有，所以它就是最有用的。這聽起來像是忽悠人啊。”也許是受到此語的刺激，易中天不得不舉出一些實例來救場，諸如傳統經典在公司決策、發展策略、企業管理上面的作用。然而小崔依舊不依不饒：“聽起來好像我們的觀眾都是大公司的經理啊董事長啊之類的人。”面對小崔的攻擊，易中天還沒有來得及招架，節目的話題就因為觀眾提問而被引到其他方面去了。

　　事實上，易中天在當代中國，已經是把經典推向“實用”的領軍人物了，如果易中天尚且無法說明經典之“用”，則更遑論他人。

　　而這個令當代中國人困惑不已的經典之“用”的問題，曾幾何時，卻根本不是一個問題。18世紀法國啟蒙哲學家伏爾泰曾經向法國人贊嘆偉大的中國：“當我們的祖先還住在森林里的時候，這個民族已經有小說了！”被現代中國人視為無用的小說，在18世紀法國人的眼睛里面卻具有扎扎實實的分量。那個時代經由海上貿易出口至歐洲的大量MadeinChina的絲綢、茶葉、藥材、古董，都無法像小說一樣證明這個國家的文明程度。18世紀的歐洲人當然也喜歡物質的中國，但是真正讓他們將中國視為一個值得佩服和贊嘆的民族的，卻是一些看似“無用”的東西：伏爾泰將中國的《趙氏孤兒》搬上法國舞臺，中國風格的園林建筑風靡歐洲，托爾斯泰在他人生最為困惑的階段試圖翻譯《老子》，對社會心存不滿的讀書人甚至半開玩笑地建議：請中國皇帝來治理歐洲！一個民族可以因為物質而獲得他人的羨慕，但是真正能夠令他人由衷尊重的，卻只有智慧。智慧無用，因為它無法產生出讓人看得見摸得著的工業產品以及財富數字。但是智慧又是有用的，它是對于生活的洞見，令每一個在生活中感到惘然的人找到歸屬。我們為了生活而追求一切“有用的”東西，但是如今，已經很少有人停下來問一問生活本身。中國傳統詩歌、小說中蘊含的智慧令歐洲人如獲珍寶，而當代中國人竟迷失到如此程度，以至于看不到手中的寶藏。

　　易中天的這一番說辭，非但沒有能夠證明經典之“用”，在事實上反倒將其貶為“無用”。經典，以及經典所傳承的古典文化自有其用處。這種“用”不能等同于現代企業發展謀略之“用”。利用老總、經理們為經典之“用”張目，只能說連易中天自己也沒有認清楚自己所搞的這一套究竟有什么用。

　　20世紀的俄國思想家別爾嘉耶夫或許能夠給我們一些啟示。在別爾嘉耶夫的時代，俄羅斯民族仍然被許多歐洲人視為沒有歷史缺少文明的“野蠻”民族。盡管彼得大帝建立了一個強盛的帝國，盡管俄羅斯曾經戰勝過那個在歐洲大陸不可一世的拿破侖，盡管俄羅斯人率先在自己的土地上踐行共產主義……政治上的強勢和軍事上的強大并未能夠讓俄羅斯擺脫“野蠻國家”的評價。別爾嘉耶夫為俄羅斯民族做出辯護，他的依據就是：14世紀，俄羅斯就已出現了完美的圣像畫和著名的建筑藝術(僅僅是繪畫和宗教建筑藝術，而不是什么其他“有用”的東西)。然而，俄羅斯到了莫斯科公國時期，其思想文化還非常微弱，后來的民族文學更顯得分裂，沒有固定風格。語言文化方面的薄弱令別爾嘉耶夫感到頗為躊躇，雖然他真心想要證明俄羅斯民族不是“野蠻”的。藝術，尤其是語言和思想的藝術對一個民族有多么重要，于此可見一斑。而今的中國社會，如果手里面拿著源遠流長的傳統經典，卻僅僅因為其“無用”而棄之如敝帚，豈不是最大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