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6月3日電 據錢江晚報報道，“有些媒體很浮躁，商業化程度很嚴重，在這個時候更應該重視媒體的社會責任感。”昨日下午，著名學者、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與錢江晚報記者就“今天媒體該為社會人文素養的提高做些什么”這一話題進行了一次探討。

　　“文化信息的傳遞和討論，應該由不同領域的人來共同完成，這中間，媒體起到了一個橫向溝通的作用，因為它能在政府、學術界、公眾之間起到聯系的作用。在今天，媒體做這樣的事，能創造出一種討論問題的新方向和價值。”穿著黑色西服但不系領帶的杜維明很認真，對于記者們提出的每一個問題，他都用筆仔細地記錄下要點，然后一一給出回答。

　　如今人心浮躁，對于這一現象，杜維明先從知識界的浮躁入手：“最好的情況是，學術界的深刻研究能提升知識界的水平，并帶動社會其他各界的水平。但學術界的膚淺，同樣會降低知識界的水平；而知識界的浮躁直接干擾學術界的研究。”從知識界的浮躁他轉向了媒體的浮躁。杜維明從互聯網的浮躁談起，談到了媒體應該如何在這股“風”面前保持冷靜：“有些媒體很浮躁，商業化程度很嚴重，在這個時候更應該重視媒體的社會責任感。比如一家商業化程度很高的報紙發一篇文化評論，它要損失10萬元廣告費，但問題不能全這么看。文化評論有助于樹立一家報紙的品位，也體現了該報領導的品位。這是再多的錢也換不來的。”

　　在他看來，媒體應該善于在公共領域發言。他說，“實際上你扮演了媒體中的知識分子的角色，你的反思能力，你對社會現象的看法可以影響許多人；你可以對社會現象進行追蹤，并在追蹤中引導大家討論。”言語中，他提及了日本一些媒體的好做法：“大家在網上就某一話題展開討論，然后在文章的最后寫下自己的名字。這種負責任的討論可以逐漸影響輿論的形成。這個就是公共話語空間的開拓，在這一過程中媒體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娛樂盛行的今天，媒體的人文報道應該如何做？杜維明對本報人文中心的記者們說，實際上媒體在人文報道方面的發展空間很大，“你可以看看東亞一些國家在文化方面是怎么做的，然后再去參考一下西方一些國家的做法。

　　盡量目前他最喜歡的是英國的《金融時報》，但他在與記者們的交流中一再提到《紐約時報》，因為他認為這張報紙在一些方面的做法值得借鑒：“《紐約時報》的資料庫非常完整，絕對是花了相當長時間的積累。法國著名學者德里達去世后，《紐約時報》的悼文是最好的，我看這篇悼文應該準備了很長時間，估計還修改了幾次。《紐約時報》有非常大的圖書館和數據庫，有些專欄作家每個月寫一篇文章就可以維持生活。”

　　在談到媒體的專業化問題時，他提到了日本一張知名報紙：“我與這家報社的記者也舉行過今天這樣的座談，發現他們問的問題有的超過了研究生的水平，后來才發現他們的記者很多有博士學位，而且還在大學里授課。”(裴建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