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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河頌》讓我們看到精致、懷舊之外的陳逸飛，那是一種年輕的味道

　　★ 本刊記者/何曉鵬

　　陳逸飛去世，已兩年又一個月。關于他的話題，恐怕會持續(xù)很久。

　　一個卓然有成的畫家結結實實地涉足了商業(yè)，質疑、批評、惋惜的聲音從未停息過。“大視覺”的構想只草創(chuàng)了開端，讓城市和居于其中的人更美麗的理念還未及理解于人心。人不在了，答案也就沒了，“倘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zhèn)斡姓l知”。

　　未知的自然不指忠奸善惡，作為一個藝術家，畫出一個美奐美侖的微笑或讓大家都笑得美奐美侖，成就孰大？既然未捷先逝，爭議便將長存。

　　對陳逸飛的畫，人們熟稔的是雍容艷美的清裝仕女、憂郁纏綿的江南水鄉(xiāng)，潛意識的認知選擇，使我們更愿意聚焦這些作品與藝術家的聯(lián)系，以鞏固心目中畫家本人懷舊色彩的滬上氣韻。

　　這種主觀印象近日來被一幅畫作所打斷——便是5月13日于嘉德拍賣行，以4032萬元成交的《黃河頌》。在現(xiàn)場的數(shù)次掌聲中，陳逸飛這幅早期作品創(chuàng)下中國內地油畫成交價的最高紀錄。

　　看《黃河頌》，想到的是另一種氣質的陳逸飛，那時他青春年少，勃勃生氣。

　　即使不了解當時美術界狀貌，今天看《黃河頌》仍覺得震撼，長3米、寬近一米五的篇幅，壯麗絢爛，畫面有如電影寬銀幕般浩瀚。

　　創(chuàng)作這幅作品，陳逸飛26歲，年紀極輕，卻已非同小可。在1980年去美國求學之前的整個70年代，陳逸飛是國內美術界的矚目人物。1970年，24歲的他已經(jīng)是上海畫院油畫雕塑創(chuàng)作室的油畫組負責人，之后幾年，連續(xù)創(chuàng)作一些具有全國影響力的作品。其中，《黃河頌》是他第一件獨立創(chuàng)作的大型油畫，事隔多年之后，有人問他哪一幅作品是他最成功之作，陳逸飛沉默片刻，說，“如果說第一印象，最得意的作品應該還是《黃河頌》。”

　　畫家陳丹青回憶當時境況，人們對包括《黃河頌》在內的黃河組畫極為關注，口耳之間流傳各種消息。陳丹青在朋友引領下終于走進位于上海《解放日報》社的創(chuàng)作地點，對于見到畫作時的感受，他后來說，“那年我將屆十八歲，心中唯有一念：我也要畫大油畫！”

　　跟其他文革時期的作品一樣，《黃河頌》也是一件充滿意識形態(tài)的任務之作。當時，由張春橋、姚文元主政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布下任務，要根據(jù)1969年創(chuàng)作的鋼琴協(xié)奏曲《黃河》創(chuàng)作同名油畫，陳逸飛演繹的便是第二樂章。同時接受任務的還有夏葆元、嚴國基等上海年輕畫家。他們平均年齡不過二十五六歲，極年輕。這在當時并不稀奇，“文革”開始，權威骨干一律靠邊，光輝使命全部落在了初出校園的毛頭小子們肩上。眾多畫家因此而在年輕時便揚名立萬，如劉春華畫《毛主席去安源》時年方23歲。中央美術學院曹慶暉教授如此說道，“他們創(chuàng)作這些作品其實不可能也不敢奢望什么一夜成名，是歷史把他們推到了前臺。”

　　盡管是一項政治任務，作品取材也是傳統(tǒng)的抗日戰(zhàn)爭背景，但即使今天看來，仍可感受到《黃河頌》的神魂飛越之處。

　　“文革”期間，延續(xù)于五六十年代的英雄主義雖然仍充滿畫面，但已走入極端，“高大全”“紅光亮”成為表現(xiàn)英雄人物的標準方法。當時中國，無論是南方的浙江美院還是北方的中央美院，人物形象一律朱紅，畫家靳尚誼回憶，直到“文革”結束后的1979年，他的眼睛才恢復了對冷色調的感覺。

　　“縱觀當時全國，確實只有上海油雕室這一個小小的堡壘，如中世紀的羅馬教會在野蠻勢力包圍中堅持保存了文明火種一般，為中國新興油畫保持了一小塊理性的土壤。”畫家沈嘉蔚語。

　　這個小小堡壘指的便是陳逸飛、夏葆元、魏景山等滬上年輕畫家。他們利用自己創(chuàng)作“樣板戲”的自由，堅持了他們所師承的寫實主義傳統(tǒng)，從而在作品中注入了更久遠的生氣。

　　從陳逸飛本人的回憶中，我們感受到當時年輕畫家的“不安分”，“創(chuàng)作過程中，我把山頂明亮如熾的光感復還到畫布上，渲染成一片耀眼的白芒；我在紅軍戰(zhàn)士肩挎的步槍槍眼里，畫了一小團紅巾，形同一朵盛開的鮮艷的小花，還在他的腳下，畫上一行斜飛南行的大雁。我自以為很美，既英雄又浪漫。”

　　這是陳逸飛灌注于《黃河頌》中的年輕意氣。也因此，《黃河頌》在完成之后被視為問題作品而被否決。公開展出遲至1977年。

　　幸而，《黃河頌》保留至今天，讓我們可以看到精致、懷舊之外的陳逸飛，那是一種年輕的味道，“英雄又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