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不應該作為文物建筑整體保留？應不應該進行建筑設計國際招標？是不是危險建筑？如何取得新舊建筑的協調？中國國家博物館改擴建工程因其顯赫的位置而招來爭論

　　3月17日，中國國家博物館改擴建工程宣布動工，馬未都的愿望被轟鳴在現場的拆除機械攪碎。

　　此前，這位中國內地首家私立博物館的創辦人多次與媒體聯系，呼吁將這處與人民大會堂分據天安門廣場兩側的公立博物館作為文物整體保留。

　　較少對公共事務發表評論的這位知名收藏家，在去年年底到國家博物館的一次參觀后變得不再平靜。當時他陪同幾位友人來看展覽，偶遇在這里工作的幾位朋友，得知博物館即將改擴建，“只留下三個立面，里面整個要拆除重建”，他心急如焚，便四處約人探望這處建筑，為它辯護。

　　“這是為迎接新中國成立十周年建設的‘十大建筑’之一，是那個時代僅次于人民大會堂的代表性工程，理應作為文物來保護。”馬未都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強調，“像這樣的歷史性建筑，只留下一張皮行嗎？”

　　《瞭望》新聞周刊就工程建設事宜向國家博物館提出采訪請求，有關負責人表示以該館公開發布的信息為準。

　　國家博物館就改擴建工程向記者提供的新聞稿披露：“經過專家的反復研究論證，決定在不改變老館主體外觀的同時，通過改擴建對老館存在的功能局限性進行改造，力求使新老建筑和諧統一、渾然一體。老館的西、南、北三面整體保留，進行加固改造和維修。新館部分鑲嵌在老館中間并向東擴建。建筑風格與老館保持一致，建筑體量比現在老館略高，其高度形成豐富的層次，顯得更加宏偉壯觀。”

　　馬未都對這一說法持保留意見。在他看來，“十大建筑”至今尚無一項被列為任何一級文物保護單位是值得關注的問題。

　　47年前，國家博物館的前身——中國革命博物館和中國歷史博物館在國慶十周年慶典之前告竣，同期竣工的“十大建筑”還包括人民大會堂、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全國農業展覽館、民族文化宮、民族飯店、北京工人體育場、北京火車站、釣魚臺迎賓館、華僑大廈。

　　總建筑面積64萬平方米的“十大建筑”，是見證新中國初期發展的國家標志性工程，從開工到竣工僅用了十個月，被譽為中國建筑史上的創舉。

　　1996年，世界權威的《弗萊徹建筑史》在其出版100周年之際隆重推出第二十版，將“十大建筑”中的人民大會堂、中國革命和歷史博物館、民族文化宮、北京工人體育場收入其中。

　　那時，“十大建筑”已失去了一個——1988年，華僑大廈被爆破拆除，連一面墻也沒有留下。

　　德國建筑師拔得頭籌

　　喜慶的樂曲奏響在國家博物館改擴建工程動工儀式的現場，德國gmp公司設計總監施蒂芬瑞沃勒在人群中將手中的相機轉過來對準自己，自拍了一張留影。

　　在他的身后，國家博物館12根巨大的廊柱內側，拆除工人列成方陣，領隊者神情自豪地將寫有拆除公司名稱的牌子托在胸前。

　　天安門廣場舉世聞名，能夠參與這里的工程，被每一家企業視為榮耀之事。

　　gmp公司在2004年國家博物館改擴建工程的建筑設計方案招標中獲得首選，其方案將新擴建的展廳架空在國家博物館的庭院之上，意在塑造世界上最大的展廳。

　　11家設計單位或聯合體參加了方案投標，其中不乏世界頂級建筑設計事務所，包括主筆大英博物館改建工程并贏得北京首都國際機場設計競賽的英國福斯特事務所、主筆2008年奧運會“鳥巢”體育場的瑞士赫爾佐格與德梅隆事務所、主筆中國中央電視臺新址大樓的荷蘭大都會事務所。

　　由庫哈斯領銜的大都會事務所素以制造轟動效應著稱，這次卻出人意料地提出了一個與擴建思路相反的方案——對博物館東側預留的擴建用地未占一厘，把它留給了城市，對博物館新增的功能則通過內部密集化的手法安排，盡可能減少對老建筑的拆除。

　　這個看似“保守”的方案未能勝出，gmp公司拔得頭籌。“也許是巨大的尺度和空間震撼了評委和業主，這樣一個方案被確定為實施方案。”參與招標的北京市建筑設計研究院的設計組事后在一篇文章中評論。

　　“我們知道這項工程對于中國和中國人民的重要性，我們組織了一支最好的團隊，將以優質的工作來完成這個項目。”施蒂芬瑞沃勒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

　　已在北京設立代表處的這家公司的高管稱，經過近三年不間斷的討論，中標方案已作出許多修改，“事實上我們保存了大部分老的建筑，只是把內部做得更新、更現代化。我們考慮得最多的是如何將新的部分整合到老的部分之中，使之成為一個開放的、友好的公共建筑。”

　　國家博物館提供的新聞稿稱，老館由于受當時經濟、技術、施工條件所限，建筑本身存在不少缺憾，越來越難以滿足現代化博物館的要求，難以滿足廣大觀眾的需求；新館占地面積7萬平方米，建筑面積19.2萬平方米(地下2層，地上4層)，高40.3米，綠化面積6508平方米，設有835個停車位，預計2009年底基本建成，2010年上半年投入使用。

　　改擴建工程完成之后，國家博物館主要由文物保管區、展陳區、社教區、學術研究區、公共活動區、休閑服務區、行政業務辦公區等部分組成，“在對觀眾服務、文物藏品的保存、保護手段、展覽陳設的規模和方式、建筑設施和技術裝備水平、人員配置和學術研究等方面達到一個新的水平，躍上一個新的臺階”。

　　周恩來與設計者碰杯

　　在2月1日國家博物館因改擴建工程而暫告閉館之前，馬未都帶著本刊記者走訪了這處建筑。

　　他指了指博物館樓梯轉角處停放著的一輛國產跑車，反問道：“這都被當成了文物，難道這個房子就不是文物嗎？”

　　旁立在車輛一側的說明牌注明了生產廠家，頗似一個廣告，上書“中國第一跑”、“被中國國家博物館永久珍藏”字樣。

　　“你看，這門廳里的柱子、內飾、地板上的石材，用的是多好的材料、多好的工藝啊，當年是集中了全國最好的工匠、選用了全國最好的建筑材料來蓋‘十大建筑’啊。”

　　馬未都躬身掀起三層展室地板的一角，“這是牛皮做的，踩上去沒有聲音，特別安靜。那個時候的人建這個房子是花了心血的。”

　　2003年中國國家博物館正式掛牌之前，館舍被分為南北兩個部分，北半部為中國革命博物館，南半部為中國歷史博物館。

　　博物館建筑的用料，琉璃磚來自廣東，花崗石來自山東，大理石來自東北與湖北，銅門鋼窗來自上海。

　　在清華大學建筑系任教、當時年僅34歲的王煒鈺帶著兩位比她還年輕的教師和十幾名畢業班的學生，參加了1958年的中國革命和歷史博物館的全國性設計競賽。

　　“經過多少個日日夜夜的‘奮戰’，多少輪方案的評比，最后我們的方案中選并得到實施。”王煒鈺在2004年出版的個人選集中寫道。

　　清華大學建筑學院在60周年院慶之際編輯出版《匠人營國》一書，刊出建筑系(該院前身)1958年繪制的中國革命和歷史博物館透視圖，注明：“時任國務院副秘書長齊燕銘批示‘最后決定用此圖樣’。”

　　已是83歲高齡的王煒鈺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沉浸在對當年設計工作的回憶之中。在1959年國慶工程完成的慶功宴上，周恩來總理向赴宴的專家和干部一一敬酒，并跟她碰了杯。

　　“作為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當時我能夠參與革命和歷史博物館的設計感到特別的榮幸，也深受教育。”王煒鈺說，“我真正感受到了‘群眾路線’、‘集思廣益’、‘解放思想’的力量。”

　　她介紹道，最初的設計靈感來自一位學生，“這位同學說，革命和歷史博物館應該表現革命勝利這個主題，法國巴黎的凱旋門就代表著勝利，我們為什么不能用‘門’的形式呢？于是‘門’的概念就提出來了，這是一個大啟發。順著這個思路，我們又發展到里面是否可以是空的，就這樣完成了設計方案。”

　　以庭院式布局的中國革命和歷史博物館以6.5萬平方米的總面積獲得了與它對面的總面積17萬平方米的人民大會堂的體量平衡。

　　對目前正在進行的國家博物館改擴建工程，王煒鈺說她沒有看到具體設計方案，也不便作出評價。

　　她認為：“保護博物館的立面是重要的，里邊不是不能變。但人們從外面走到里面，在行動的空間里已有了情感的記憶。里面拆多少要看具體的，有的建筑師可能全拆，僅留下立面；有的是將舊的保留，更巧妙地將新的和舊的結合在一起，這也是本事之一。能保留舊的，又能滿足新的使用要求，局部是現代的，又不和舊的發生矛盾，這就更高一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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