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早期文學的突出特點，就是在文學還未形成自覺意識的時代，文學不僅萌芽了，且一出現便達到了高峰。不僅產生了神話、詩歌、散文、辭賦等主要文學體裁，且在每一體裁形式領域，都形成了經典和范式。

　　中國早期文學格局的形成，經歷了一個從口耳相傳到文字書寫，從不自覺地編輯整理到自覺地闡釋抒發，從集體寫作到個體創作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起到承前啟后、成功轉型關鍵性作用的一股力量，就是先秦諸子。諸子百家在文人主體建構、文學思想確立與文學藝術創新三個維度形成合力，從根本上奠定了中國早期文學的基本格局。

　　一

　　諸子走上文壇之前，早期文學的核心是六經。古代經典文學化經歷了“群言之祖”(劉勰《文心雕龍》)、“六經皆史”(章學誠《文史通義》)、“六經皆文”(袁枚《虞東先生文集序》)、“六經皆詩”(錢鐘書《管錐編》)的過程。然而，無論是作為禮樂制度載體的《詩》《樂》《禮》，還是作為哲理思想寄托的《易》，或是作為政治文件的《書》、作為歷史記錄的《春秋》，都是集體記載編輯整理工作的結果，都不是哪個個體的有意識地創作。掀開中國早期文學歷史新篇的，即最早的文學家，當是“百家騰躍，終入環內”(劉勰《文心雕龍》)的先秦諸子。

　　中國古典學以夏商周三代之學為最高成就，涵蓋三代之歷史發生、器物演進、制度變化、經典書寫、思想突破等。中國早期文學的經典時代有兩條既交互傳承，又各循其路的脈絡。其一即上述以六經為核心，作者非一時一人的典籍。其二，就是張揚個性凸顯自我的先秦諸子。諸子及其文章的出現，從創作主體的角度，奠定了中國早期文學從集體到個體、從潛意識到自覺的歷史格局。

　　在從六經文學到諸子文學的過渡中，孔子是一位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人物。他是諸子百家儒家的開創者，是中華文化的集大成者，是六經最重要的整理和傳承人。他的言行，被弟子們記錄到《論語》中，弟子中有不少通于“文學”(指六經等典籍)，如七十二賢中的子游、子夏。可以說，孔子是諸子文學開啟的先驅者。諸子一邊引經據典，接受著六經文學的濡染；一邊又以高超的文學想象力和創造力，自然而不自覺地成為中國文學史上極其重要的文學家。

　　二

　　專業的文人作家隊伍的形成，是文學繁榮的前提。文學思想觀念的日漸成熟，也是文學走向自覺并逐步成為早期格局中重要一面的標志。諸子作為早期文學家，在引經據典、縱橫辭令、著書立說的同時，形成了獨具風貌的文學思想與審美特色，推動了文學思想與文學理論的成熟與進步。

　　他們以思想家、哲學家的身份活躍在百家爭鳴的春秋戰國，在表達政治觀、社會觀、文化觀的同時不經意闡發了文學觀，觀點鮮明準確，又自成體系。孔子評價《關雎》，一句“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不僅是儒家中庸哲學思想的體現，更奠定了儒家中和為美的文藝思想和美學風范，進而引發了“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文質彬彬”“盡善盡美”(《論語》)等帶著儒家道德教化色彩的文學理論的衍生和發展。

　　老子哲學思想的核心是自然無為，反對自然之外一切人為附加的贅飾。“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圣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老子》)反映在文學觀上，則表現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得意忘言”(《莊子》)等重質輕文的文學主張和“極端主張自然美者”(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審美精神。道家反對做作雕飾，崇尚自然虛空淡泊的境界。

　　而墨家在“尚質”“尚儉”“尚用”的哲學思想下，反對的是遮蔽本質的華麗辭藻，避免形式上的過度耗費。但墨家不同意道家的“言不盡意”論，反而強調語言的工具性，認為語言“足以復行者”(《墨子》)，提倡直白、準確地表達思想。

　　不同于墨家實用主義的文學觀，法家的文學觀念可以稱得上是極端功利主義的。他們尚質反文，排斥虛飾，徹底反對儒家的禮樂文采、道家的自然審美，甚至認為華麗辭藻會混淆是非、敗壞風氣，“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韓非子》)，具有強烈的現實批判意義。

　　先秦諸子的文學思想及文學理論，盡管是只言片語式地散見于其哲學思想中，但在中國早期文學的發生期，在文學還沒有成為一個獨立門類的時代，他們不僅進行了文學實踐，且在實踐中思考總結，形成了各具特色且各成體系的文學思想和理論觀念，成為矗立在中國早期文學格局中的一座理論豐碑。

　　三

　　先秦諸子不僅以思想家的身份完成了“軸心時代”的思想突破，以理論家的身份奠定了中國早期文學理論的基礎，更以文學家的身份在不自覺時代自覺地進行了豐富多彩的文學實踐。

　　文學作為一個獨立學科門類的標志之一，就是各種文學體裁的成熟。早在“六經”中，文學體裁已經鮮明而豐富。《尚書》有“典”“謨”“訓”“誥”“誓”“命”等“六體”。《周禮》曰：“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這里的六辭即六種不同的文體。《禮記·祭統》曰：“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還有《詩經》的頌，《易》《春秋》的經傳等。諸子文學以論說為主，一面承續六經文學傳統，一面形成更新穎的文體樣式。比如《莊子》的三言體，議論中的詩賦體，形象塑造中的小說體；荀子《成相》的歌謠體，《賦篇》成為后世賦體的源頭；《孟子》的對話體；《韓非子》的說體、難體、對問體、書表體、解喻體等。

　　除此之外，諸子在文學創作過程中日臻成熟的藝術手法，更加能夠體現諸子文學在中國早期文學中的藝術高度。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論及戰國之文，特別是諸子之文的時候說：

　　夫《詩》之流別，盛于戰國人文，所謂長于諷喻，不學《詩》，則無以言也。然戰國之文，深于比興，即其深于取象者也。

　　比興源于《詩經》，且這種立象盡意的思維方式和表現方法貫穿了六經。王夫之《周易外傳》曰：“乃盈天下而皆象矣。《詩》之比興，《書》之政事，《春秋》之名分，《禮》之儀，《樂》之律，莫非象也。”“深于比興”的諸子文學，更是以其豐富多彩的“立象盡意”方式，婉轉又生動地表達了他們對自然、社會、政治、人生的觀點和立場。同時，在形象化的過程中、在思想得以洗禮和深化的過程中，先秦諸子為我們創造了一個異彩紛呈的文學意象世界。

　　早期諸子文學的意象選取，表現出即興式的特點，即多選取抬頭可見、觸手可及的單一的自然物象。比如《老子》以“上善若水”為代表的“水”意象的創造。水是日常生活中必需、常見、至柔而又至剛之物。“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這一方面符合“水”的特性，一方面又與道家“道常無為而無不為”的觀念相契合。

　　后期諸子文學意象則豐富為故事象征形式。如《莊子》的“寓言十九”，鵬程萬里、庖丁解牛、望洋興嘆、朝三暮四、邯鄲學步等，不勝枚舉。韓非子的《內儲》《外儲》《說林》等，更是堪稱故事集。

　　甚至歷史，也成為諸子文學中的意象。《韓非子》中的寓言故事約三百一十余則，約有二百六十余則屬于歷史題材，分別來自《左傳》《國語》《戰國策》等史籍。源于歷史，但情節生動，人物個性鮮明，其文學性明顯高于歷史，如：

　　吳起為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之。不去則甚害田者，去之則不足以征甲兵。于是乃倚一車轅于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遂賜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于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趨之，于是攻亭一朝而拔之。(《內儲說上》)

　　先秦諸子不僅在文化思想上繼承了“六經”，在文學表現上也通過“深于比興”形成了以象道志的獨特藝術風貌，并一脈相傳地延伸和影響至后世之文。諸子文學不僅構建了早期文學的創作范式，還拓展了文學思想內涵與文學表現藝術，奠定了中國早期經學文學與諸子文學雙峰并峙的局面。

　　(作者：侯敏，系哈爾濱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