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軍老兵:餅干盒做偽裝 潛伏在離敵人最近地方

　　餅干盒做偽裝

　　潛伏在離敵人最近的地方

　　親歷者：劉福昌

　　身材高大挺拔，目光深邃，聲如洪鐘，雖已年近80，但志愿軍老戰士劉福昌骨子里屬于軍人的風采依然不減當年。60年前，他曾經馳騁疆場，戰斗在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的最前線。在朝鮮戰場，他隱蔽在離敵人最近的地方，用機智和勇敢，為后方指揮所提供最新的陣地報告。

　　說起以往的戰斗歲月，劉福昌老人心潮澎湃——

　　夜探前線 一波三折

　　1953年春天，劉福昌在志愿軍某團當文化教員。當時，部隊正在朝鮮新安州、西海岸沿線實施設防、構筑工事，防御敵人兩棲登陸。6月初，又奉命開赴“三八線”，接手西方山防線。劉福昌是團里少有的初中生，素有“小知識分子”之譽，因為前線觀察所正需要人，團長便派他上陣，調到二營，到西方山南無名高地上任觀察所長。

　　其實，戰爭中，除了戰士們在戰場上的直接拼殺，前線觀察所是距敵人最近的陣地。劉福昌要去的觀察所，與對面敵軍陣地的距離只有300米，對方換防、咳嗽、喊話都能聽得見。

　　觀察所離駐地很遠，要翻好幾個山頭。而且，為了防范我觀察員偵察，敵人在這一區域設置了許多炮火封鎖區以及暗哨。因此，前往觀察所的那個晚上，給劉福昌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他記得，那是一個下著小雨的深夜，被派駐觀察所的三名同志，隨同七連一起進入陣地。因為他們是第一次去觀察所，連長特地安排他們走在自己身后，以便照應。一路上，連長把敵軍的封鎖點摸得很清楚，走到某個山口時，他會突然下達口令：“往后傳，停止前進。”口令聲沒過5分鐘，就能聽到前方傳來的敵人機關槍掃射的聲音。等到掃射聲停止，連長又說：“往后傳，跑步通過。”大部隊又小心而迅速地通過封鎖區。就這樣，劉福昌和戰友們迎著敵人的槍、炮聲不斷前進，離前沿陣地越近，敵人炮彈的爆炸聲就越密集，炮彈炸起的沙石塊就在眼前，天空中還能看到敵人打出的照明彈，慢悠悠地懸在陣地上空。只聽連長一聲口令：“隱蔽前進、拉大距離進坑道。”劉福昌這才發現，原來我方坑道近在眼前。

　　急中生智 巧改探頭

　　前線觀察所的主要任務是偵察敵情，幫助后方觀察所掃平死角，因此，前線觀察所有專門設置的一個垂直式觀察口，人在坑道里，把一個長長的望遠鏡通過觀察口探出去，看到對面山頭的各種情況。

　　劉福昌說，前線觀察所一直是交戰雙方的心頭大忌，觀察位置一旦被敵人發現，麻煩事小，貽誤戰機事大。而望遠鏡的玻璃片反光，也是發現觀察所位置的一種方法。最初，觀察所把一個簡易紙筒套在望遠鏡上，能防止反光，但由于紙筒過長，視線難免受到影響。劉福昌想，為什么不把紙殼卷成喇叭形呢？遮光面夠大，視野還能夠開闊。他請運輸連的排長捎來空的餅干箱做筒體，用木柄手榴彈做模，將紙殼卷成喇叭口，長度也由原來的15厘米變成12厘米，方便多了。

　　白天，敵人的炮火很瘋狂。美軍的炮兵校正機像個“無頭蒼蠅”，天天在陣地上空轉悠，為他們的炮兵指示目標，尤其注意偵察我們的坑道出入口。只要它的機翼向哪邊傾斜，敵排炮就朝哪個方位打。大伙都氣憤地叫它黑寡婦、老病號。好在，由于雙方陣地靠得近，擔心自家的陣地遭到誤炸，敵人的轟炸機不敢到前沿陣地轟炸和掃射，我方觀察所一直沒有暴露。

　　因為紙筒易受潮，大家使用得十分小心，只在白天用，晚上不用。可是后來發現，晚上不用也不行。“那時候戰事吃緊，敵人每晚都在空中打照明彈，一串接著一串。而且，探照燈的光柱也是不斷掃來，把雙方陣地照得通亮。不怕一萬，就怕萬一呀。”劉福昌說。

　　由于使用了加紙筒的望遠鏡，前沿觀察所的位置一直隱蔽得很好，始終未被敵人發現，直到7月27日停戰。

　　發報時，1000磅炸彈在他身邊落下……

　　親歷者：金魁勛

　　1952年，金魁勛才17歲，是中國人民志愿軍西海岸前線指揮部的一個報務員，值班時負責收發電報，平時也要裝備武器，以防敵人空降。

　　朝鮮戰場上，敵軍的裝備，尤其是航空力量方面一直高出我們一大塊。因此，他們一直企圖從空中對志愿軍施加壓力，一輪輪的空襲接踵而至。金魁勛就經歷過一次生死考驗。

　　一天上午，正值他在值班，任務特別多，要不停地發電報。當時，防空警報也是一波一波地過來，剛跑完上一個警報沒多久，下一個又來了。正在他發報時，警報又來了，這已經是這天的第三次了。說起來敵機也怪，有時候投彈，有時候就胡亂掃射一通，還有時候，就是單純的騷擾，晃晃就走。“要是再跑警報，手中的電報可能就發不完，那不是影響前方的戰事了嗎？”這么想著，金魁勛就沒動，依然扣著耳機工作。那時的他哪曉得，這一次空襲，可是威力最大的。

　　警報響完沒多一會兒，敵人的飛機就來了，直接投彈。“當時我什么都沒想，只知道這輪空襲就在我們的指揮所上空。就聽見‘咣’一聲，然后四周一片寂靜，感覺空氣都被壓縮了，我的心也被提起了老高。”金魁勛回憶說，雖然當時自己戴著耳機，但耳朵還是被震夠嗆，大腦嗡嗡直響。他知道，這肯定是敵人投彈了，心里一點也沒害怕，也沒停下手中的活，繼續發。

　　電報發完后，他從指揮所里走出來，看到離自己不足百米的地方，出現了一個巨大的深坑，里面還有不少水。后來才知道，這枚在他身邊爆炸的炸彈，足有1000磅。

　　“我們的戰爭之所以能勝利，有很大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志愿軍戰士們不怕死、不怕累、不怕苦。”金魁勛老人說。他的眼神里，依然能看到這種精神。

　　戰火中的“紅色傳令兵”

　　親歷者：伍逢亨

　　伍逢亨老人今年78歲。他20歲入朝，26歲回國，把最青春的那段時光揮灑在朝鮮戰場。戰爭催人成長，從初上戰場的恐懼，到慨然寫下遺書的無畏，伍逢亨只用了一年時間，最終，戰斗勝利了，他沒有犧牲。

　　作為譯電員，他雖然不直接拿槍在一線沖殺，但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毛主席說過，譯電員都是無名英雄，是黨的咽喉，是紅色的傳令兵。

　　激戰時刻：寫遺書要求入黨

　　伍逢亨記得，1953年初，是敵人攻擊最猛烈的時候。那段時間，敵機在我防區活動越來越頻繁，它們憑借著所謂空中優勢，狂轟濫炸我后方的鐵路、橋梁和居民點。有一次，一架敵機在離他住處200米的地方，掃了一通機槍，連投兩顆炸彈，巨大的爆炸聲震得他耳朵嗡嗡直響，心臟也猛地跳了好一陣。小泥房上的土都被震了下來，掉在他正翻譯的電報稿上。1953年3月20日，伍逢亨在日記中寫下了這樣的話：“這次反敵登陸作戰將是空前殘酷和激烈的，事先寫封遺書是必要的，以便在犧牲后，讓組織和同志們能了解自己的心情。”

　　那天晚上，就著坑道里的燭光和外面的隆隆炮火，伍逢亨展開一張紙，提筆寫道：“親愛的同志們：現在我已經與大家永別了，我已經為人類的解放事業而獻出了我的鮮血和生命……同志們，在我犧牲之片刻前，我有一個幸福的愿望……請追認我作為共產黨內的一名戰士吧，這就是我的崇高愿望……”

　　遺書寫完后，伍逢亨將正稿交給了部隊指導員，自己留下草稿，夾在日記本中。雖然他并沒在戰斗中犧牲，但這份遺書卻被指導員交給了黨組織，他入黨的愿望也在幾個月后實現了。

　　難忘時刻：譯出停戰命令電文

　　1953年7月27日，伍逢亨正隨大部隊行軍，越過平壤向三八線方向進發。他們突然接到命令：暫停行進，準備宿營。這時，隨團電臺通信員把剛剛收到的師部一份300多字的密碼電報，送到機要組，組長要他以最快的速度翻譯。沒有桌凳，伍逢亨就俯腰在隨身攜帶的皮包上，盤腿翻譯起來。隨著一個個碼字變成漢字，他也越譯越興奮，當譯到“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官金日成、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員彭德懷向朝鮮人民軍、中國人民志愿軍發布停戰命令：自1953年7月27日22時起，即停戰協定簽字后的12小時起，全線完全停火。”這段電文時，他的心幾乎要跳出來了。原來，這是彭德懷司令發布的停火命令！

　　幸福時刻：三包水果糖都吃光

　　譯完電文，把電報迅速交給機要組長后，伍逢亨再也坐不住了，他奔到團首長的住處，老遠就看見團長和政委正坐在屋檐下笑呵呵地交談，一些參謀、干事也圍在旁邊聽熱鬧。轉身返回駐地，他們三個譯電員比過節還興奮，大家把存的三包水果糖都吃光了，糖紙撒了一地。

　　當晚，伍逢亨興奮得幾乎沒合眼。遙望天空，真的再也見不到往夜那種刺眼的防空探照燈光柱，天空的寧靜顯示著大家渴望已久的和平確實來了。

　　他用胡琴抓俘虜

　　親歷者：王保賢

　　現為離休干部、軍休藝術團團長、管委會主任的王保賢，1950年還是個16歲的小伙子。10月隨部隊文工隊入朝時，他是一名拉二胡的宣傳隊員。

　　第二次戰役后的一個傍晚，王保賢和戰友周連恒、李香巖去執行戰勤任務。那時候文工團的戰士都沒有武器，“手邊有什么就拿什么去執勤。”他們三個的武器就是演出時用的樂器，裝在用白色的舊布縫制的口袋里。當走到順川附近山谷的時候，突然聽見左前方有窸窸窣窣的聲音，三人立即提高了警惕，藏在一塊大石頭后面觀察動靜。王保賢緊緊地攥著他的胡琴，心里琢磨，“如果真是敵人，狹路相逢勇者勝！豁出去了！”他看了兩個戰友一眼，“拼了！”“嗯！”三個人都參加過解放戰爭，面對敵人，面對死亡，沒什么好怕的。

　　聲音越來越清晰了，是腳步聲，而且越來越近了。眼看著對方要走到了大石頭前，三個人一下子跳了出來，大聲喊到：“站住！舉起手來，繳槍不殺！” 手里還端著上了布套的胡琴和笛子。對方有兩個人，看見這三個人手里都有“武器”，一下子就被嚇住了，乖乖地把武器舉過頭頂。王保賢定睛一看，是兩名李承晚偽軍，手里都舉著美式卡賓槍，趕緊過去把武器繳獲……當天，胡琴、笛子抓俘虜的故事就在部隊傳開了，三個人，僅憑兩把胡琴和一支笛子，就抓了兩名俘虜，還繳了兩支最新式的美式卡賓槍。師黨委為了表彰他們，給他們每人記了一次三等功，并頒發了一枚寶貴的軍功章。

　　本版稿件均由記者魏雯采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