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學者：大部分法國人希望中國文物留在法

　　汪榮祖(右)、布立賽(中)及翻譯、北大國際關系學院教授許振洲在對話現場。董剛攝

　　10月18日下午，法國人伯納·布立賽在雨中的圓明園摔了一跤，然后有些狼狽地爬起來。此地離大水法不遠，他想起，150年前，燒毀了圓明園的英國人和法國人也曾飽受同樣的泥濘之苦。

　　150年后的這一天，正值圓明園被毀紀念日。身材矮小的布立賽特意前來參加一場與此相關的對話。他象征的不再是西方入侵者，而是一位力圖反思這段歷史的學者。作為法國記者、歷史學家，在翻閱了大量未被公開出版過的回憶錄等資料后，他用法語寫成《1860：圓明園大劫難》，意圖提醒法國人這段歷史。該書在法國熱銷，并被稱為第一部從法國學者角度全面正視和反思圓明園事件的著作。

　　對話的另一方，是70歲的歷史學家、臺灣“中央大學”人文研究中心主任、《追尋失落的圓明園》的作者汪榮祖。該書曾被美國研究圖書館的權威期刊《選擇》(Choice)評為2001年度“各學科最佳學術著作”。

　　對話在圓明園西洋樓“諧奇趣”遺址冒雨進行。這是圓明園所剩的為數不多的遺跡之一。旁邊，大火沒有燒掉的石頭散落著，兩個頭發花白的腦袋湊在雨傘底下，不時將話題扯回1860年那段歲月。傾聽者有記者、學者，以及其他身份的普通人，他們多半被雨淋濕。距離那個充滿仇恨的年份已經很久了，布立賽試圖反思自己的同胞在這個東方園林所犯下的罪惡，而主持人和聽眾則用握手和掌聲對他表示感謝。

　　在臺下聽講的人當中，有一名不請自來的年輕導游。她的工作之一，是向游客介紹圓明園的歷史。但在讀過很多書以后，她覺得困惑，除了幾乎完全不變的幾段敘述，她并不知道如何向游客介紹更多的事情。“這樣的活動應該多一點，”這個被雨澆濕的女孩說。

　　曾在美國弗吉尼亞大學任教的汪榮祖在對話結束后表示，自己在國外時接觸的西方學者，往往只把圓明園作為1860年戰爭的一個小插曲。但作為中國人，他深知這個被燒毀的園林在中國的象征意義。今天，他來到這里，看著具體的遺址，心里頗多感慨。他贊同這樣的說法：除了作為一個愛國的教育基地，圓明園和它背后的歷史，應該給我們更多反思。

　　布立賽則認為，盡管可以寬恕，遺忘卻是不應該的。這種遺忘發生在他的法國同胞身上。布立賽認為，他們有意將這頁歷史盡快翻過去而閉口不提。但也曾在中國聽眾身上見到另一種形式的遺忘。一次在中國舉辦的講座上，一個聽眾向他提問：當年是否也有中國人將圓明園的文物盜出并賣給外國人？但這個問題“遭到了一片噓聲和抗議”，布立賽回憶說，“那些人不太愿意聽這種他們覺得不好的事情”。

　　“希望這次對話只是個開始，”布立賽說，“關于圓明園的記憶應該永遠保存下去。”

　　這場對話由外研社、中西書局、圓明園管理處邀請兩位歷史學家在圓明園西洋樓“諧奇趣”遺址進行。以下是對話節錄：

　　主持人：兩位首次來到圓明園時，內心充滿了愁緒，進而感受到了記憶的責任。請問兩位如何想到寫作關于圓明園的歷史？

　　汪榮祖：我是研究中國歷史的，對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這件事是了解的，但僅依賴書本上的知識，很抽象。后來，我在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教書的時，他們要求我開一個特殊的課程，專門給優秀的學生開。我就跟建筑系的一個教授合開了關于圓明園的課，備課時知道了很多材料。之后，我有機會到北京來，看到檔案館的材料，一步一步有了對圓明園研究的興趣。

　　布立賽：今天我們大家聚在一起，是為了共同紀念一個很悲慘的日子，很悲慘的事件。今天的天氣和這個事件十分吻合，天空完全是灰暗的。我第一次聽說圓明園這個名詞，是在2000年。那天是10月15日，一個相當好的天氣。我們在頤和園結束游覽的時間很早，就來圓明園看一看。離開圓明園的時候，我心情很不好，很難形容當時的想法。我當然知道不是自己家族的祖先燒了圓明園，但畢竟是西方人，是英國人和法國人燒了圓明園——如此漂亮的一個園林，被雨果稱為“中國的凡爾賽”的園林。

　　回到法國以后，我做了一些研究，發現不論是法語還是英語，都沒有關于圓明園劫難的專著，我覺得這也很好理解，因為不管對英國人來講，還是對法國人來講，這都是一個他們希望盡快忘掉的事情。正因為我看到了這一困難，所以我才開始用心地搜集材料，決定寫這樣一本書。

　　主持人：布立賽先生的書中提到，導致圓明園被毀悲劇的是“兩種傲慢的沖突，兩種優越感的沖突。雙重蔑視源自相互誤解。一方是厚顏無恥的殖民帝國主義，一方是極端透頂的民族中心主義”。二位認為造成圓明園悲劇的深層原因是什么？

　　汪榮祖：我覺得兩種傲慢是表象，深層原因是兩種體制的沖突。中國到了19世紀還是一個舊的帝國，從秦漢一直到清朝，都是同樣性質的帝國。可是西方在羅馬帝國崩潰之后，經過1000年的時間，已經變成列國，就是所謂的民族國家。這是兩種不同的體制，西方要把中國一下子變成西方的體制，當然不太可能的，這是最基本的沖突。其次，就是中國的國力不如人，中國被打敗之后，被迫放棄原有的體制，而加入所謂現代國家的行列。所以我覺得在中國方面，傲慢是沒有太多的，更多的是被迫、無可奈何與委曲求全。

　　主持人：圓明園罹難對150年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包括中國和西方世界的關系之間有怎樣的影響？

　　汪榮祖：影響是很大的。1860年，圓明園被毀，第二年就是中國自強運動的開始。自強運動是恭親王首先提出的，恭親王就是當時和英法和談并簽署《北京條約》的人，所以他感同身受，覺得中國一定要變。在這之后，就有了同文館、總理衙門、洋務運動等一系列變化，從整個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來看，這個事件是很重要的。但另一方面，我覺得火燒圓明園給中國人的影響，就是讓他們看到西方野蠻的一面，所以長期以來，中國人對西方的價值觀一直抱著一種保留、存疑的態度，甚至有一點害怕，不像日本要全心全意地西化。中國對西方在很多方面是沒辦法接受的，由于沒有全心全意地現代化，所以中國的現代化過程遭遇到很多挫折，這些挫折使得中國的進程越來越激烈，就好像病人吃藥，藥的勁道不足，要更猛的藥。所以我們從改革到革命，這其實是一個錯誤的道路。這個挫折我想多少跟圓明園的劫難有關系。

　　布立賽：我很高興大水法遺址被保留下來，沒有重建。其實大水法是西洋風格的建筑，當年是由傳教士按照當時的西洋風格介紹到中國的。但是，最后卻是西洋人自己毀掉了自己的作品。這就是戰爭的愚蠢之處。引用兩句英國的諺語：“我們可以寬恕，但是不能遺忘。”絕不能再這樣下去。

　　主持人：在圓明園罹難150周年這樣一個日子，兩位覺得最應該告訴大家的、我們最應該銘記的是什么？

　　汪榮祖：就像布立賽先生剛才講的，我們可以寬恕，但是不能遺忘，不能忘記歷史的記憶。我覺得圓明園本身就是一個文明，可是這個這么輝煌的文明一下子就失落了。我覺得這個歷史記憶是非常感人的，值得一直保存、持續下去。同時，這種記憶不僅是中國人的，西方也有。美國有一本小說叫《飄》，就是感嘆美國內戰之后南方文明的消逝，這種感受是深入人心的。我們現在說到圓明園的意義，就是這種歷史記憶方面的意義。

　　布立賽：圓明園罹難150年后的今天，我們聚在一起來紀念這件事情本身就已經說明了我們不能忘記。我尤其想指出，這個活動是非常有勇氣的。因為在法國，我們更希望紀念非常光榮的事件，那些對我們來講完全是正面的事件，我們很少有勇氣去面對自己的一頁沉痛的歷史。

　　主持人：請二位就圓明園文物的回歸談談看法，對中國追回非法出境的文物、特別是別國通過戰爭搶劫的文物有何建言？

　　布立賽：我幾年前給希拉克總統寫了一封信，希望希拉克總統能出面做點事情，讓法國國家圖書館把1860年法國一個叫杜潘上校的軍官從圓明園弄出來的《圓明園四十景圖詠》歸還給中國。這本畫冊確實是被偷出來的，當時杜潘上校把它賣給了法國的杜魯歐拍賣行，杜魯歐拍賣行又轉賣給了法國國家圖書館。但是總統先生沒有回答我這封信。

　　汪榮祖：我覺得追回這些東西不太容易，要有耐心。我想，圓明園可以弄一個博物館，圓明園流失海外的東西凡是回到中國，就要回到這個博物館。這樣大家就有個具體的概念，這個東西本來就是屬于圓明園的，所以現在回歸到圓明園，這也會更有說服力。

　　布立賽：我同意汪先生的觀點，要追回這些文物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我想說一點，現在這些文物都流散在各個博物館，在倫敦的，在巴黎的，在美國的舊金山、紐約這些地方。10年前，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館長曾經召集國外同行開了一個會，說如果我們將文物歸還，那么盧浮宮里的那些埃及文物、意大利的繪畫，全都要歸還掉，我們的博物館將空空蕩蕩。

　　我要強調一下，普通的法國人，或者說大部分法國人都希望中國的文物還留在他們那，否則的話，他們要想了解中國文化還得跑到北京來，他們把這些東西看做中國文化的一個大使。

　　還有一個事情我想提一下，去年2月份，在法國有圓明園兩個獸首的拍賣會，收藏者是貝爾熱先生，我本身也不是很喜歡他，這不是一位讓人尊敬的人物，我是覺得這兩個獸首應該歸還中國，因為它們從價值來講就是銅雕，并不是有多高的商業價值，但是它們對中國人民卻有著象征意義，所以我認為應該將其送還給中國。

　　主持人：二位對今后圓明園遺址的保護和規劃有何建議？

　　布立賽：我10年前第一次來圓明園的時候，這個地方是空空的一片荒地，現在看到圓明園經過修葺，成為普通中國人可以參觀、休憩的地方，感到很欣慰。我希望它就保持現在這個樣子，不要再在上面建任何東西，就讓它成為一個歷史記憶的載體。

　　汪榮祖：我完全同意這個看法。我一直反對圓明園重建，理由有兩個：第一個是整個重建起來也是一個假的圓明園；第二個是現在沒有這種工藝，可以修復到從前的樣子。所以我認為重點應該是保存這個古跡，把整個圓明園的范圍確定下來，保護它，然后對里面的古跡、遺址做一些考古保護工作，其實里面的東西都幾乎沒有了，可是有很多遺址還是保存得很好，怎樣保存、展示這個古跡是最重要的，而不要重建。本報記者 張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