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給鄧小平做翻譯:他從來不需要外交部準備稿子

　　●名記者法拉奇采訪鄧小平之前，親自面試中方英文翻譯 ●申辦世博會前，使館建議國務院領導最后陳述時不要念稿子，要背出來

　　本版私人史主人公施燕華

　　上世紀70年代初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席位后，她是第一批進駐聯合國的工作人員之一。后任中國駐盧森堡大使、駐法使館公使銜參贊等職。1991年后任外交部翻譯室主任，擔任外交文件筆譯定稿。2000年退休。現為外交部英文專家，中國翻譯協會常務副會長等。

　　鄧小平從來都是事先沒有稿子，不需要外交部給他準備

　　施燕華1939年12月出生于上海，1965年畢業于北京外國語學院研究生班，畢業以后就到外交部翻譯室工作了。此后直到退休，她的職業生涯便在翻譯與外交官這兩個角色之間交替轉換。1975年她從聯合國回到國內，這時中國的外事活動多了起來，在1975年到1985年的十年間，她更多地擔負起為國家領導人做口譯的任務。

　　施燕華：我那時候做口譯基本都是雙向的翻譯，既要英譯中也要中譯英，因為中國當時對外交流沒那么多，國外除了美國、英國之外，大部分都沒有中文翻譯——連美國那時都沒有特別好的中文翻譯，重要的會談我也要做雙向翻譯。現在交流多了，國外學中文的興趣很大，連一些小國家，像瑞典都有了中文翻譯，單向翻譯增多了。

　　外國人說的英文也是“八國英文”，有時候聽起來也是很困難，比如尼泊爾人發音p和f不分， fish變成pish，那你根本不懂是什么。中國人的口音也不那么好懂——我就說比較高級別的領導人啊：華國鋒的山西口音太重，有時我聽不懂；葉劍英的廣東普通話，那聽著很難懂；李先念是湖北人，湖北人說“日”和“二”是不分的，“日本人”湖北人說是“二本人”，開始我根本就不懂，這些都需要慢慢去熟悉、去習慣。鄧小平的四川話相對來說好懂一點，但是四川話“四”和“十”不分，我就每次都給他做個手勢，我大體猜，如果我覺得是四，就說著“四”，同時伸出四個指頭，如果不對，他就會說：“不對，是十。”

　　我后來給鄧小平做翻譯比較多，那些年鄧小平與外國政要的會見大部分都是我做翻譯，包括接見美國總統福特、里根等，以及隨同他出訪東南亞和南亞國家。他從來都是事先沒有稿子，不需要外交部給他準備，他腦子里都有。按慣例，中央首長會見外國客人前，接待單位和外交部要匯報一下客人的情況及可能涉及的問題。鄧小平聽匯報很簡單的，見外賓以前會提前進來，也不是提前很多，就提前一刻鐘什么的。坐在那兒，他就問：“有什么情況啊？”這是問這些外賓這幾天有什么情況，我們外交部的同志說：是不是要向您匯報一下？他說：簡報我已經看了，還有沒有什么新的？如果沒有最新的情況，他說：“那就不要說了。”然后他就不動了，坐在那兒，考慮他自己的。我們在旁邊都不敢弄出聲音，屋里安安靜靜的。有的時候他抽抽煙。等時間到了，外交部的同志說：小平同志，是不是要請外賓來啦？他說：請吧。

　　每次給他做翻譯，他都會有一些新的想法、說法。我記憶最深的是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鄧小平會見美國國會議員代表團的那次，講到臺灣問題，他提出來：“國共有過兩次合作，為什么不能有第三次合作？”這是以前沒有過的提法，我當時一聽心里就咯噔一下，覺得：這個很重要啊，一定要翻好。還有一次，他也是在同美國談起臺灣問題時，他說，在一個中國的框架下什么都可以談，連國號都能談。他經常都是這樣提出新的想法，是他早就有所考慮了，在一些重大問題上他很有戰略眼光。

　　如果法拉奇問得太出格，領導讓我翻譯時措辭上稍微給緩一緩

　　在為鄧小平做翻譯那個時期，對施燕華而言挑戰性最大的一次應屬1980年為意大利記者法拉奇采訪鄧小平擔任翻譯。法拉奇的那次采訪，是她兩次申請遭拒后，由意大利總統佩爾蒂尼向鄧小平引薦的。問答的主要內容后來被收入到《鄧小平文選》中。在此后的20多年里，這些內容一直影響著中國的發展方向。這次采訪的過程也被許多中國新聞從業者和高校新聞采訪課奉為經典。

　　施燕華說，法拉奇的問題很尖銳，再加上話題都是當時國內、國外比較關注的，所以她精神上等各方面的壓力很大。

　　施燕華：法拉奇曾采訪過世界上多位知名政治家，如基辛格、甘地夫人、霍梅尼、卡扎菲、阿拉法特、瓦文薩等等。她以提尖銳問題見長，問問題不顧情面，甚至尖刻。

　　在那之前我是一點都不了解，以前連法拉奇這個人都沒聽說過，因為我是學英文的，她是意大利記者。開始的時候，外交部安排的是意大利語翻譯，后來是她提出來要用英文翻譯，因為在采訪鄧小平之前，她已與美國《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英國《泰晤士報》、《金融時報》，德國《鏡報》等10多家西方報紙簽約，全文發表她的采訪。如果把意大利文翻成英文要用很長時間，她想略過這一道，直接用英文采訪寫作。

　　所以是提前一天，我們領導才跟我說。那時候，說實話外交部對她不是太感冒，就怕她對鄧小平不恭，提出一些什么不好的問題，當時跟我說采訪時間不會長的。但是法拉奇要事先見見我，她很慎重的，看看這個譯員能不能擔當其采訪的翻譯。

　　8月20日那天我就去了，天氣挺熱。她住在民族飯店，民族飯店那時候正在修理，西邊那一半開始裝空調了，東邊這一半沒有。有空調的地方外國人相對多點兒，她為了避人住在東邊。我敲門進去，二層樓就不是很亮，屋子里黑黑的。法拉奇穿著深顏色的衣服，牛仔褲，抽著煙。一進來她就問我很多問題，就好像求職面試一樣，問：你給誰干過翻譯？你給鄧小平做翻譯有多少次？大都是這樣的問題。“面試”之后，她就提出來要保密，她說，因為記者都認識我，我來北京后現在都不出去，我怕人家認出我，會懷疑我來干什么。她要弄獨家的，給人家知道不好。當時給我的感覺，這人就像巫婆一樣，很神秘。最后她拍拍我的肩膀：好，我相信你。

　　至于第二天的采訪，她也談了一點，她說我之前看了外國人寫的鄧小平傳記，我看了好多你們文化革命什么的書，所以我就要多問些國內的問題。具體哪些問題她沒有說。

　　結果就是，第二天她問了那么多刁鉆的問題。

　　正式開始提問，她一上來就說毛澤東，她說以前她到中國，到處都掛著毛主席像，這次她從飯店到人民大會堂這里，就只看到一幅。她問：“以后你們還會在天安門保留毛主席像嗎？” 我聽了這樣的開場，就覺得來者不善，她是要講毛澤東的事情。法拉奇連續發問：“中國人民把一切錯誤都歸咎于‘四人幫’，但我聽說中國人說‘四人幫’時，伸出的是五個手指！” 又問，即將召開的黨代會將何種程度提及毛主席。

　　我當時感到這次采訪很敏感，我感覺鄧小平好像是有所準備似的，聽她問了這些問題鄧小平很愿意回答，侃侃而談，好像很愿意通過她讓外面世界聽到中國的聲音。因為當時的國內外環境——你想想看，1980年，改革開放剛開始，國內也是有疑慮，思想也是很混亂。

　　1980年1月份，華國鋒會見一個非洲國家總統的時候，這個總統一坐下來就說，聽說你們在批判毛澤東，毛澤東不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我們當時爭取獨立，就是拿著小紅寶書。哎呀他很厲害的，一坐下來就是那樣說，很不客氣的，他們很著急。這些都是一個信號，要讓國外正確了解我們的改革開放，國內思想穩定。我感覺鄧小平同意接受法拉奇的采訪，他是有所考慮的。

　　開始翻譯的時候我是有些嘀咕，而且我們領導也說，要是她有些問題問得太出格的話，讓我翻譯時措辭上稍微給緩一緩。后來我發現用不著，因為鄧小平也挺喜歡這種針鋒相對、單刀直入的提問，兩人的交流，氣氛還是很好的。互相你來我往，講得很快，但是談的都是很實質性的問題。我覺得沒問題，就大膽地忠實翻譯。談到12點多時，鄧小平提出還可以再談一次，約她再談，她高興得不得了，就這么蹦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