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百年一瞥：毛澤東評紅自成“一家言”

　　自從李少紅版電視劇《紅樓夢》亮相各衛(wèi)視頻道以來，質(zhì)疑聲四起。大段旁白、“額妝”造型、表現(xiàn)方法，皆成為人們抨擊對象。

　　有學者指出：拍得不夠好，一大原因是編導“被學術(shù)之爭綁架”，藝術(shù)創(chuàng)作受到束縛；對電視劇《紅樓夢》的討論，也再次引發(fā)人們對紅學流派的關(guān)注；本文無意評判電視劇《紅樓夢》是非優(yōu)劣，旨在對研究《紅樓夢》的紅學流派作一番梳理。

　　學百年一瞥

　　從笑話到顯學

　　現(xiàn)在一提起“紅學”，人們馬上就會條件反射般想到《紅樓夢》。“紅學”今世的確如此，而其“前生”則是一個笑話。據(jù)徐珂編《清稗類鈔》所載：嘉、道兩朝，則以講求經(jīng)學為風尚，朱子美嘗訕笑之，謂其穿鑿附會，曲學阿世也。獨嗜說部書，曾寓目者凡九百種，尤精熟《紅樓夢》，與朋輩閑話，輒及之。一日，有友過訪，語之曰:“君何不治經(jīng)？”朱曰:“予也攻經(jīng)學，第與世人所治之經(jīng)不同耳。”友大詫。朱曰:“予之經(jīng)學所少于人者，一劃三曲也。”友瞠目。朱曰:“紅學耳。”原來，“經(jīng)”字的繁體字是“經(jīng)”，去掉“一橫三曲（巛）”就成了“紅”字。這則笑話不脛而走，在文人中流傳開來。

　　今非昔比，當年華亭（今上海市松江縣）朱子美戲稱自己治“紅學”時，斷然想不到“紅學”會成為一門顯學，有專門的研究所，專門的研究刊物，外加一支龐大的研究隊伍和無數(shù)粉絲：“紅學是一門最具群眾性的學問，它擁有的研究隊伍和讀者，可能遠比其他學科的人數(shù)要多得多”（人民文學出版社《紅樓夢》校注本三版序言）。“紅學”興盛，除了小說本身魅力無窮，還有不同時代社會因素參與其中：從遠因看：“現(xiàn)代中國思想文化舞臺上許多第一流的人物都程度不同地卷入紅學，如王國維、蔡元培、胡適、魯迅、陳獨秀、顧頡剛、俞平伯、吳宓、陳寅恪、沈從文、郭沫若、王力、巴金、茅盾、冰心、張愛玲和林語堂等”（劉夢溪《紅樓夢與百年中國》），名人效應，不可小覷；“開談不說《紅樓夢》，讀盡詩書亦枉然”，余風猶存；從近因說：自從1954年文化界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到1973年，由《紅旗》雜志發(fā)動全國評紅運動以來，《紅樓夢》就成為中國文學中使用最頻繁、地位最顯赫的政治道具。“在中國，沒有一部小說，像《紅樓夢》一樣激起那么多人的研究興趣，沒有一部小說的研究像《紅樓夢》一樣曾激起波及全國的政治風暴，改變了無數(shù)人的命運！”（劉宜慶《俞平伯：被批判的紅學家》）。

　　流派有新舊 往來成古今

　　魯迅在《〈絳洞花主〉小引》一文中說，《紅樓夢》“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jīng)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正因為“眼光”不同，理解不同，圍繞《紅樓夢》，研究流派也不同。

　　舊紅學流派主要有評點派、索隱派、題詠派。評點派代表人物為脂硯齋。中國文學評點派起源于明代中葉，如金圣嘆批《水滸傳》、毛宗崗批《三國演義》、張竹坡批《金瓶梅》等，相沿成習。脂硯齋采用這一手法最早對《石頭記》加以評點，其批語亦隨《紅樓夢》抄本正文保留下來。盡管專家說法至少有四種，人們至今尚無從確認脂硯齋到底是何方神圣，但從批語可知他與曹雪芹關(guān)系密切。此派人物還有王希廉、姚燮、張新之等。

　　索隱派又稱政治索隱派。代表人物有王夢阮、沈瓶庵、蔡元培等。所謂索隱即透過字面探索作者隱匿在書中的真人真事，從小說的情節(jié)和人物中考索出“所隱之事，所隱之人”，有《紅樓夢》隱明珠家事說、張侯家事說、和珅家事說、傅恒家事說。蔡元培認為《紅樓夢》是“康熙朝之政治小說”，書中本事是“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此說新穎，當時影響頗大。

　　題詠派著眼于書中人物悲歡離合，寄托其羨慕或感慨之情，如喚明《金陵十二釵詠》中，便主張“若向紅樓覓佳偶，薛君才合配詠妃。”詩末自注云：“蘅蕪君（寶釵）配瀟湘妃子（黛玉）才是一對好姻緣，讀《紅樓夢》者未知之也。”

　　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基本是美學批評，給小說批評派開了個好頭（直到上世紀

　　50、60年代此派才有更大豐收）。他最早從哲學與美學的觀點來批評《紅樓夢》的藝術(shù)價值，建立了以哲學和美學雙重理論為基礎(chǔ)的文學批評體系，他說《紅樓夢》是“悲劇中之悲劇”、“吾國美術(shù)史上唯一大著述”，甚至“宇宙之大著述”。他呼喚“則其作者之名姓與著書的年月、當為唯一考證之題目”，批評了索隱影射和自傳說，具有開創(chuàng)意義。

　　新紅學派代表人物為胡適、俞平伯、周汝昌。胡適于1921年寫了一篇《紅樓夢考證》，次年，又寫了《跋〈紅樓夢考證〉》，抨擊以蔡元培為代表的索隱派紅學，開辟了《紅樓夢》研究的新天地。“無論是擁護新紅學的人，還是反對它的人，幾乎都不否認這樣一個論斷：“作為新紅學的開山鼻祖，胡適是20世紀紅學史上影響最大的一個人。1961年，胡適說，40年來新紅學的發(fā)展，只是作者、本子兩個問題的新資料的增加而已。而今，80多年過去了，這話似乎還沒有完全過時。就拿紅學界名望最大的周汝昌、馮其庸二公來說，周老自然是公認的真正繼承胡適的‘集大成者’，無論新紅學的優(yōu)點還是缺失（如賈曹互證），都有過之而無不及地繼承下來了；馮公也是啊，馮先生在其整個紅學研究中，以作者、版本研究分量最重、貢獻最多，近年又多次強調(diào)要在作者、版本、文本三個方面多多用力———他們不都是在沿著胡適開創(chuàng)的路前行嗎？”（宋廣波《用歷史的態(tài)度評價“新紅學”》）

　　毛澤東評紅自成“一家言”

　　毛澤東喜讀《紅樓夢》，從少年到晚年，終生不輟。其藏書中《紅樓夢》就有線裝木刻本、線裝影印本、石刻本、平裝本等二十多種不同版本。他愛說的名言“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等也出自《紅樓夢》。毛澤東說：“《紅樓夢》我至少讀了五遍……我是把它當歷史讀的。開頭當故事讀，后來當歷史讀。”他不光自己讀《紅樓夢》，還勸別人讀，他對賀龍說，沒看過《紅樓夢》，不能算是中國人。又對許世友說，《紅樓夢》要看五遍才有發(fā)言權(quán)。毛澤東認為曹雪芹寫《紅樓夢》，意在“補天”，是補封建社會的“天”。而在客觀上達到的藝術(shù)效果卻是“悲涼之霧，遍被華林”。

　　毛澤東不是紅學家，評紅卻自成“一家言”，而他用評論《紅樓夢》做出的大文章，是所有紅學家不敢想、也想不到的大手筆。1954年江青向毛澤東推薦了兩個“小人物”李希凡、藍翎批評紅學“大人物”俞平伯的文章：《關(guān)于〈紅樓夢簡論〉及其他》《評〈紅樓夢〉研究》，毛澤東很感興趣，遂寫下《關(guān)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給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關(guān)同志，一場批判胡適派資產(chǎn)階級唯心主義的運動從此展開。

　　批俞平伯不過是點燃導火索，目的在于引爆批判胡適。胡適身在大洋彼岸，對此看得十分清楚：“俞平伯之被清算，‘實際對象’是我———所謂‘胡適的幽靈’！”他隨即又為許多朋友學生擔憂，“因為‘胡適的幽靈’確不止附在俞平伯一個人身上，也不單留在《紅樓夢》研究或古典文學研究的范圍里。這‘幽靈’是掃不清、除不盡的。所苦的是一些活著的人們因我受罪苦！”俞平伯所受的“罪苦”不在軀體，而在心靈，不然他就不會在即將撒手人寰之際，仍用顫抖的手寫下這樣的遺言：“胡適、俞平伯是腰斬紅樓夢的，有罪。程偉元、高鶚是保全紅樓夢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難于辭達。”人之將死，其言也哀。

　　相反，李希凡和藍翎受到追捧也不難理解，盡管二人當年志同道合，后來分道揚鑣，原因一言難盡，但當時成為偶像，則是人同此心。李希凡、藍翎成為當時小說批評派的領(lǐng)軍人物，劉大杰、何其芳、蔣和森亦有重要作品發(fā)表。至于日后的泛政治化批評，則表明紅學已誤入歧途。到了上世紀80年代，小說批評派論著出版呈逐年遞增趨勢，至今活力不減。

　　文\本刊特約撰稿 陳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