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牌下棋與外交:注意保留若干“暗牌”極其重要

　　國際外交界有言：外交猶如玩牌下棋，善于此道者，外交易勝。玩牌下棋，本屬娛樂，然其中奧妙非淺，外交家將其用之于外交，竟也頻頻受益。

　　玩牌下棋，有一常理，即：勝負首先取決于手中是否握有王牌，外交也循此理。外交上，當一方掌握王牌時，其勝數當在預料之中，反之，則必敗無疑。英國即是一典型實例。記得紐約報紙曾載評論稱：英國是近代史上“手段最靈活的政治狐貍”。“它能屈能伸，隨時見風轉舵，絕不吃虧。在手中沒有王牌時，它可以毫不吝惜讓大英帝國解體。”“但若手中尚有王牌，雖小小的福克蘭島或直布羅陀，也不肯撒手，撐持到底。”當然，英國也有試圖硬撐而最終慘敗的例子。英國作家基思·米德爾馬斯在其所著的《綏靖戰(zhàn)略》一書中寫道，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時，英國首相張伯倫在慕尼黑同德國希特勒會談時，“就像一個已經拿不出賭注的打撲克牌的人一樣。在這樣的情況下，不管他在牌上如何故弄玄虛，要嚇唬人已經不容易了”。“張伯倫自然只好把叫牌和討價還價的過程縮短。結果，他幾乎馬上被迫退回到他的關于公民投票的最后建議上去了”。

　　在打外交撲克時，注意保留若干“暗牌”極其重要。道理也簡單：無此則對手就會清楚地知悉他能否在外交上獲勝。美國在總結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的朝鮮戰(zhàn)爭時，就非常強調保留和不亮“暗牌”的重要性。尼克松即在其所著的《真正的戰(zhàn)爭》一書中寫道：在朝鮮戰(zhàn)爭中，“杜魯門亮出了一張牌：宣布他不打算在這場戰(zhàn)爭中使用戰(zhàn)術核武器或戰(zhàn)略核武器”。此舉使美國被動不已。“只是在艾森豪威爾上臺后，這張牌才重新變得神秘起來”，從而有助于戰(zhàn)爭的結束。

　　外交家在外交棋盤上下棋，在善走“正棋”之余，應也會走“閑棋”。所謂“閑棋”也者，一是似閑而非閑，匠心獨運。尼克松首訪中國，在北京機場同周恩來總理握手，即是意義很不一般的“閑棋”。另一則是指此棋當前不一定用得上，但有朝一日有可能善莫大焉。當然無謂的“閑棋”切莫走，這是屬于敗筆之類。

　　然而，更為重要的是，外交家還應善于走“險棋”。此舉不僅難度大，且充斥風險，無大智慧者切莫造次。走“險棋”的實例不多，但有一例值得一提，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蘇聯同法西斯德國締結互不侵犯條約。這是一步“險棋”，斯大林走了，成功地推遲了德國侵蘇戰(zhàn)爭的爆發(fā)。當然，“險棋”因其險而不能多走，諸葛亮唱“空城計”不也只是一次而已。

　　打外交撲克牌原是屢見不鮮，但各方玩得最頻繁火熱的當屬上個世紀的冷戰(zhàn)時期。道理也簡單，因當時恰是國際形勢極為嚴峻、復雜、多變的時期。當時，中美蘇形成舉世矚目的大三角關系，其間相互打外交牌之例不勝枚舉。美國選在美蘇首腦會議前實現同中國建交，顯然是對蘇打“中國牌”。而蘇聯則在美蘇首腦會議前夕，由葛羅米柯向中國駐蘇聯代辦遞交了一份備忘錄，建議是年七八月在莫斯科舉行副外長級或全權代表級的談判，這顯然也是對美國打“中國牌”。至于中國，自然不能只是被人打牌而自己不打。珍寶島事件后，中國對美開展“乒乓外交”，緩和與發(fā)展中美關系，這難道不是對蘇打“美國牌”嗎？

　　外交上玩牌下棋，實質是利用矛盾，縱橫捭闔。棋界有一名言，曰：“善弈者謀勢，不善者謀子”。此言用之于外交，也不失為一警句。靳 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