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晚年被痛苦困擾 想跳窗不愿"用嘴活著"(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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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變

　　挖去“創作思想的膿瘡”

　　“曹禺的第一次創作危機就發生在寫完《家》之后”,《曹禺傳》作者、曹禺研究會會長田本相告訴南都記者,從《雷雨》到《日出》到《原野》、《家》,曹禺每一部作品都有新的探索和自我超越。而1942年之后,他似乎用光了自己的“生活庫存”,開始嘗試抗戰時期流行的歷史劇寫作。

　　田本相認為,曹禺最豐富的“生活庫存”,就是資產階級家庭和沒落的封建家庭及知識分子的生活。在改完《家》之后,曹禺似乎對他得心應手的這些題材已經挖掘殆盡了。另一方面,一開始就寫出《雷雨》這樣的作品,使他要再度超越自己變得很困難。

　　1938年曹禺在重慶首次見到周恩來。周恩來與曹禺是天津南開學校校友,并在南開新劇團有共同的戲劇導師。1940年和1941年,曹禺創作的話劇《蛻變》和《北京人》先后在重慶演出,周恩來都看了,并找人在《新華日報》發文支持《北京人》。作家陳白塵曾回憶,當時國共雙方都很重視爭取曹禺,國民黨方面由張道藩做工作,拉曹禺入黨,被他婉言推辭了。

　　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受此影響,曹禺決定寫反映工人的《橋》。“《講話》傳到重慶,那時我不能全部弄懂。但我覺得應該反映現實斗爭,應當去寫工人農民。”曹禺到重慶一家私人鋼鐵廠調查了兩周,創作了《橋》的前兩幕,講述民族資本家與官僚資本家斗爭的主題。田本相認為,《橋》這部劇作盡管對現實的思索更深刻,但是“當他又一次逼近現實,他在藝術上就粗糙起來,不如他過去的一些杰出的作品,這倒是很令人費解的。”

　　1943年曹禺遠走西北,到敦煌旅行,為歷史劇《三人行》和《李白和杜甫》尋找素材。盡管這次旅行對他產生了極大的震撼,但這兩部劇最終未能寫出來。

　　在周恩來安排下,曹禺在兩年后見到了來參加重慶談判的毛澤東。毛澤東握著他的手說:“足下春秋鼎盛,好自為之。”

　　之后,抗戰勝利,還在創作《橋》的曹禺受到美國國務院邀請,與老舍一起訪問美國。他倆3月啟程,上海劇演協會等文藝界同行舉行了歡送會。

　　臨走前,曹禺找到茅盾,請教他去了美國該講什么?茅盾說,要講文學是有社會意義的,不只是娛樂。后在美國他們見到林語堂,曹禺果然講文學應當具有社會意義,林語堂當即起來反駁,談文學“性靈閑適”的趣味主義,發生一場短暫的爭執。

　　1947年1月,曹禺悄悄回國,經黃佐臨介紹到文華影業公司工作。李公樸、聞一多被國民黨特務暗殺的消息,給他很大心靈打擊。國民黨接受日統區的大員的橫征暴斂,更讓他對國民政府失望,并在1948年推出了他導演的電影《艷陽天》。

　　1949年2月,曹禺在周恩來的邀請下,由上海轉道香港,前往北平。6月曹禺參與第一次全國文代大會,9月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1950年2月即被任命為新成立的中央戲劇學院副院長。此時曹禺的心情是極為興奮的,他后來曾回憶:“那時真是高興,知道國家站起來了。”

　　萬方曾說,父親是一個感性遠遠大過理智的人,而且比一般人要突出許多。曹禺曾這樣解釋自己的作品:“《雷雨》所顯示的,是我所覺得天地間的‘殘忍’……我始終不能給它以適當的命名,也沒有能力來形容它的真相。因為它太大,太復雜……寫《雷雨》是一種感情的迫切的需要。”“《日出》里的太陽指的是什么,我也說不清楚,我不是一個太理智的人。”

　　曹禺是從國統區來的作家中,最早一個自我反省的作家。沒有任何外力敦促,他主動要自我批判,“把自己的作品在工農兵方向的X光線中照一照,挖去自己‘創作思想的膿瘡’”。

　　1950年10月,曹禺在《文藝報》第3期發表了《我對今后創作的初步認識》,對自己過去的作品進行了否定和批判。

　　與1935年辯解《雷雨》“不是社會問題劇”的時候相比,曹禺此時的想法發生了巨大的轉變,他自己批判《雷雨》是“悲天憫人的思想歪曲了事實,使一個可能有些社會意義的戲變了質,成為一個有落后傾向的劇本。這里沒有階級觀點,看不見當時新興的革命力量……”

　　曹禺開始動手修改舊作。1951年,開明書店邀他出版劇作選集,他借此對《雷雨》、《日出》和《北京人》做了修改。修改后的《雷雨》,原本忍辱負重的侍萍有了斗爭精神,見到周樸園就大罵“殺人不償命的強盜”。周萍完全成了一個玩弄女性的紈绔子弟。魯大海則被改寫成一個勇敢有覺悟的工人罷工領導者。人物的“階級本性”更加突出了。

　　曹禺的修改基本是按照周揚在1937年發表的一篇《論〈雷雨〉和〈日出〉》來修改的。這次主動修改并沒有獲得好評,作家張光年等人就有批評。周恩來也不贊同,他曾說,《雷雨》之所以能站得住,就是因為“作品反映的生活合乎那個時代”。

　　到了1954年3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曹禺劇本選》時,曹禺又恢復了三部作品的原貌。“現在看,還是保存原來的面貌好一些。”曹禺在前言中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