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遂夫:從新《紅樓夢》看學術霸權 別謾罵李少紅

　　從新版《紅樓夢》看學術霸權

　　日前，我在博客文章中編了句順口溜：“新版《紅樓》三大俗，片頭、旁白、卡通步。”雖然都只是針對其外在表現形式的弊端，卻基本上可以揭示出這部耗資過億元的豪華版電視劇，何以會讓絕大多數觀眾的耐心受到重創之根源所在。而這些外在的弊端，又直接牽涉到應當如何以這種現代的藝術形式，去較為合理地把握一部古典文學名著的精神意蘊問題。電視劇開播后的客觀效果，充分印證了這些形式上的弊病，已經直接影響到了這部名著精神意蘊的合理傳達。當然問題還不僅僅是這些。

　　但有一個問題卻一下子凸顯在公眾面前：李少紅分明是一富有才華的少壯派導演，此前的一大批好評如潮的影視作品無不證明了她的才華；為什么一旦執導了這部新版《紅樓夢》，就一下子變成了觀眾群起而攻之的“弱智導演”了呢？

　　《新京報》9月8日所載潘采夫的一篇文章，為上述問題提供了一個可供參考的答案。該文的題目叫《紅學家在新“紅樓”演的什么角色？》，文中提道：“看電視劇末尾的字幕，新《紅樓夢》的顧問有一長串名字，其中有馮其庸、楊偉光、李準這樣熟悉的，也有從沒聽說過的。據說那三位是掛名的，真正負責的是另外三位。他們就是紅學家顧問們吧，他們都‘顧’些什么呢？”帶著這一疑問，作者訪問了一些深度介入新版《紅樓夢》的人士，了解到一些對新版的命運有決定性影響的情況：

　　“比如，這個劇是被歸入一個什么重點項目的，也不知通過什么渠道，中國紅學會擁有了對這個劇目的決定權，權力大到什么程度呢？李少紅說過，之前是有一個劇本的，但紅學家說不忠實于原著，給否決了。這說明他們是有劇本否決權的。劇本要讓紅學家審核，他們不通過就不給蓋章，不蓋章就沒法開拍。

　　紅學家對這部劇的影響力就是這么大。為何那么多快進？是因為很多鏡頭紅學家不讓省略，但篇幅有限只好快進。畫外音是劇拍成之后，紅學家讓補加的，因為要忠于原著。”

　　9月6日《北京青年報》所載對李少紅的采訪，也間接證明了潘采夫文章所披露的這些內幕。李少紅甚至在采訪中說：“無論是內容還是藝術手段，我到開拍前一刻都是在做斗爭的……這種爭斗，如果若干年后你們感興趣，再講給你們聽。”

　　跟誰斗，李少紅明確表示是跟“紅學家顧問”。除了快鏡頭和畫外音，她還舉了個例子：“原來拍過賈珍在門口多偷聽一回談話，紅學家都說小說沒有，不行。”

　　可見，被觀眾最為反感的，也是筆者文章所歸納的“三大俗”問題，竟有兩項(即快進和旁白)，都是導演被逼無奈才頻繁使用的，最后只剩了一項(即片頭)，才該由李少紅和葉錦添來擔責。

　　所以，我要在這里呼吁全國的觀眾：我們對新版《紅樓》不滿意，完全可以就事論事地提意見，千萬不要不問青紅皂白地把什么都往李少紅頭上扣，更不能用污言穢語去謾罵一位女導演——當然對誰都不要謾罵才好。

　　另外，我還想為那三位負責執行的“紅學家顧問”叫一點屈。其實他們哪有這么大的權力，還不都得事事請示為首的“權威”？不過“權威”的思想和作派，顯然還停留在某個已逝的年代里，總以為由握有實權的“大人物”來表個態，指定這個以他們的霸權所擠壓出來的“怪胎”已經達到了“高峰”，好像就真的可以成為高峰了，老百姓就必然會“萬眾一心”地振臂齊呼：“成功、成功、成功！高峰、高峰、高峰！……”

　　這在今天看來，當然只能成為笑柄。

　　然而，它留給人們思索的一個嚴肅問題則是：究竟是誰賦予了這些自以為是的學究那么大的權力，讓他們的手可以伸得如此之長？除了中國紅學會，別的學術界有過這樣的先例嗎？

　　鄧遂夫(紅學家中國紅學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