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我與胡適先生一段湮沒的紅學交流史

《胡適批紅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日前，忽然接到宋廣波先生寄給我的一份快遞郵件，內有信函說明他曾赴臺訪學停留兩月之久，獲得了胡適之先生在拙著《紅樓夢新證》上面批注的手跡，十分珍惜可貴。返京后，特意惠示于我，這真是我近年來罕有的一件望外之喜事。我對宋先生這樣的高情盛誼，不知以何言詞方能略表我的深深感謝之情。我讀了這些批注手跡(38頁復印件)之后，思緒聯翩，一時之間交集于胸懷，想說的話也都紛紛涌向筆舌之間。因念及今年何年？正值歲在戊子，六十年前的那一個戊子，我在老北京東城的東廠胡同拜訪了胡先生，并承他親手借給我甲戌石頭記的真本。在當年的暑假，四兄祜昌和我盡了兩月之力錄成了一部副本。同年秋天胡先生又把有正書局的石印的戚序大字本和手寫本《四松堂集》借給了我(他托孫楷第先生轉交)。于是我開始細校甲戌、庚辰、戚序三真本，并寫出了《真本石頭記之脂硯齋評》(次年《燕京學報》刊出)。所以那個戊子年乃是胡先生作《紅樓夢考證》之后將近三十年的時光過去了，這是多年以來在紅學研究緩步前進上的第一篇重要論文——更巧的是六十年以后的這個戊子，先是《紅樓夢新證》又得影印行世，如今又獲見宋先生傳來的胡先生手批本，那么這個戊子紀年的干支對于紅學史的發展的階段來說確實是一個紀里碑，而戊子年對我本人的感情記錄上來說，那就更是難以忘懷的重要一頁。

　　《紅樓夢新證》于1953之秋出版以后，海內的反響，由友好人士的傳達，我得以略知一二，至于海外情況如何，我是無從得知。就連有人寫信給胡先生想挑撥先生的情緒，胡先生不但不介意反而說出了一篇贊我的獎飾之詞，這也是2005年以后才輾轉聽到的，我哪里能夠想象胡先生在那么早就做出那些批語。而到如今，若無宋先生，我仍是孤陋寡聞，人家也難以相信吧！這么說來，我之感謝宋先生豈是通常一般的心意可比。

　　胡先生降世于1891年，長于我者27歲之多。新文化運動時他是重要人物之一，而我則是次年才投胎入世的，到胡先生1921年發表《紅樓夢考證》時，我年方三歲。我是出身于村鎮家庭的孩童，家無藏書，少年失學，遭逢亂世……不拘從哪一方面來說，并沒有和胡先生對話論學的資格，后來在通信往還中也曾因為“白話文”的問題，我用不夠客氣的語言唐突冒犯了他，他也并不介意，依然不曾以為我是一個不可教的孺子；直到他看了我那本《紅樓夢新證》，里面又有幾處不夠恭敬的詞句(我的手稿中不是這樣的)，再到批俞批胡運動時，他又讀到了我的署名“批胡”的文字(盡管此文也曾經過別人的“加工”)，他都能高瞻遠矚，不肯脫離學術討論和歷史因素而計較芥蒂于懷。從這些方面來看，他是一位名副其實的仁人君子，治學大師。如今宋先生給我的這些材料一方面引起我感念的心情，一方面又重新獲得了新的教益和啟示，例如，他對每一個細節微點都不肯放過，其認真嚴謹的態度，使人凜然發生自律而敬服之心；又如，他肯于改正自己過去的見解，明白指出：“我錯了。巡鹽御史不是鹽運使。適之”(381頁)。還有一例：胡先生在《紅樓夢新證》第438頁上，我引裕瑞《棗窗閑筆》中批評高鶚續書的一些論點加以圈點，共有七處之多，還有幾句總括的話說：“裕瑞原文似尚有一節指出‘我們’‘喒們’的區別，高鶚本多誤。若我記憶不誤，此真是了不得的見地。適之”。至此，不論胡先生此處所指有何曲折層次，但有一點是十分清楚明確的，就是他已承認裕瑞對高鶚續書的指責，認為其見解是了不起的。若我對胡先生的這段批語理解不誤的話，那么此時他對一百二十回假全本的看法已和1948年我和他對程乙本的評價有所爭執之時，他的看法已然有所改變了。這個問題若細論起來，就不止是一本小說和原書、續書這樣簡單的問題，實際上那是牽涉到中華傳統文化、文學理論等根本問題的事情了。這篇短序并非討論這種重大問題的場合，只能點到為止，若有機緣再當詳論。然而，仍有一點還想說明，就是胡先生對原書、續書的巨大區別已然明確承認，我和他早年的爭執似乎雙方還沒有相互理解，今日看來，或許那時我對適之先生這樣的學術大師理解的太浮淺了吧。

　　行文至此，我不禁想到，九十年中我有幸結識的大學者不止一人，而像胡先生這樣的仁人君子、寬厚和平的高尚人格，還是并不多見的。至于他的學術成就，文化地位，更非一般可比，其影響所在，更非常人所能估量。前面已經說過，我和他本無學術對話的任何資格，僅僅在一部《紅樓夢》上有了那些粗淺的討論，其實我和胡先生的關系本來分為師友交誼和學術論點的兩重關系，不容相混；然而不時還是有人將這兩點故意混淆，利用它來作些挑撥文章，這原是十分無聊的勾當，可以不必提到它；不過這樣的居心挑撥就不僅僅是胡、周二人關系之事情了。

　　再次感謝宋先生的惠示，沒有他我至今也不知道，我那拙著(有專家評為“不過是‘大二’學生水平寫作”)竟然得到胡先生的細讀細批，更讓我充分體會到胡先生對我這個后學小生始終是那樣關注和期望，實感榮幸之至。遺憾的是，《新證》之后，我又有一些考芹研紅的拙著已然來不及再請胡先生為我細讀細批了，言念及此，曷勝感舊之情。

　　順便提及：據宋先生相告，他獲見的胡適手批紅學資料書共有19種之多，皆是研究胡適紅學的重要資料。寄示于我者為《紅樓夢新證》《四松堂集》《懋齋詩鈔》《春柳堂詩稿》四種。胡先生在《四松堂集》卷尾“負生”題記處寫明以為是我的別署，此種細處也足見胡先生還能隨時念及于我的感情（“負生”實為吳恩裕之別署）。

　　詩曰：

　　花甲無端戊又周，名園駐影證重游。

　　韶年而立慚三立，情夢紅樓憶四樓。

　　曾見大師容末學，不期小著動高流。

　　中華文典千尋廈，屋角雞蟲計未休。

　　（注）三立，仍用老子立德、立功、立言之義。四樓，未名湖畔第四座古典畫樓，適之先生曾用濃硃大書“燕京大學四樓周汝昌先生”之事。

　　戊子大雪節后九旬周汝昌拜書

　　周汝昌（《胡適批紅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出版，此文為書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