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尚昆曾說做過兩件違心事 內疚廬山批彭德懷

《楊尚昆談新中國若干歷史問題》，蘇維民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楊尚昆談新中國若干歷史問題》一書是楊尚昆生前應中央黨史研究室之邀而寫的回憶記錄，類似口述歷史。時間起止為1949年至改革開放之初。內容廣泛，涉及楊尚昆在中辦20年、抗美援朝戰爭、高饒事件、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形成、廬山會議、三年困難時期與精減城市人口、所謂“秘密錄音”、“四清運動”、被免去中辦主任、改革開放之初在廣東等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內情，極具史料價值。

　　楊尚昆說，寫回憶錄絕不可望風捕影，要靠文獻。但楊尚昆的日記在“文革”一開始被人抄家燒掉了

　　1993年，楊尚昆同志從國家主席的崗位上退下來以后，很多老同志建議他寫回憶錄。后經他認真考慮，接受這些意見并親自給中央寫報告，經中央批準，成立了“楊尚昆回憶錄整理組”。關于寫回憶錄，在本書中楊尚昆同志說，寫回憶錄是一件政治性很強的工作，要嚴肅對待。回憶錄也算是一種史書，從個人的經歷反映了那個時期的歷史大背景。因此材料必須翔實可靠，絕不可望風捕影，盡講些花花絮絮的東西，嘩眾取寵；更不可借寫回憶錄夸耀自己。對于自己應該一分為二，是即是，非即非，要實事求是地總結一生的正反兩方面經驗，給后人以啟迪。他還說，他自己保存下來的日記，“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被人抄家燒掉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給他平反的時候，原來專案組的人說這些東西都燒掉了，但是究竟燒掉沒燒掉，誰都拿不出一個憑據來。所以，楊尚昆認為，寫回憶錄最可靠的還是歷史文獻，比如那件事發生在哪年、哪月、哪一天，當時的情況是怎么樣，僅僅靠個人的回憶是說不清楚的。

　　中直機關“整風反右”存在錯斗、錯劃現象，傷害了一批同志

　　楊尚昆同志自1945年秋抗日戰爭勝利后一直到1965年“文革”前，在中辦任主任20年，自1950年組建中直機關委員會兼任中直機關黨委書記，在中直機關黨委書記任上長達12年之久。在書中，他對這期間的一些事情有詳細敘述。其中就談到了中直機關的“黑旗事件”。

　　上世紀50年代中期，在整風反右運動中，中央辦公廳秘書室圍繞該室負責人應否劃為右派分子問題發生爭論，毛澤東認為中直機關黨委在領導秘書室的運動中犯了“扶右反左、插黑旗”的路線錯誤，稱之為“黑旗事件”。中直機關黨委第一書記楊尚昆，書記曾三、劉華峰都受到了批評或處分。談及這一事件，楊尚昆認為：“在反右斗爭開始后，我作為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直黨委書記，也曾應邀到一些單位作過幾場報告，闡述黨的政策，當然也講了一些過頭的話。后來，全國約有50多萬人被劃為右派，即使按當時《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也有許多是錯劃的。中直機關在右派定案工作中還是比較謹慎的，同‘三反’運動中‘打虎’一樣，中直機關強調實事求是，不事先規定指標，至于具體到人，哪個人該劃不該劃，中直機關黨委以當時高級黨校上報的、經中央書記處批準劃為右派的一個同志的材料為標桿，對各單位上報的材料逐一反復認真討論，最后定案。中直機關劃定的右派比例，相對來說是比較低的，但是在當時的大氣候下，也不可避免地存在錯斗、錯劃現象，傷害了一批同志。如果評價我這個中直黨委書記的工作，也是四平八穩的話，那么，到了1958年，在秘書室整風反右運動中，我被指責為‘扶右反左、插黑旗’，就茫茫然了。事后，我辭職未成，但已開始物色適合擔任中直黨委書記的人選，準備換屆交班。”

　　楊尚昆說他一生做了兩件違心的事。對在廬山會議上違心地批判彭德懷，一直心懷內疚

　　1959年夏的廬山會議，在黨的歷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996年12月，1997年3月、5月，楊尚昆三次同我們談廬山會議前后情況。眾所周知，廬山會議本來是要糾“左”，后來因為毛澤東嚴厲批判彭德懷的《意見書》，急劇轉向了反右傾。他說，彭德懷的《意見書》是“導火索”，看來事情帶有偶然性，其實不然。據他分析，即使沒有彭的《意見書》，廬山會議糾“左”的初衷也很難實現。書中，他詳細講述了廬山會議的一些細節。如7月21日，張聞天在小組會上作了長達3小時的系統發言。在這以前，胡喬木聽說張聞天準備發言，特意給張打電話，要他“注意形勢，少講缺點”。但是張聞天還是按照他準備的發言提綱講了。按照慣例，與會同志在小組會上發言，都摘要刊登會議《簡報》。那天，刊登張聞天發言要點的《簡報》剛剛準備付印，他就打電話來要求撤回。我就去請示劉少奇。劉少奇說：“人家自己的東西，要求退回去，就退給他吧。”這說明張聞天在思想上也有顧慮。他在會上評說“大躍進”的缺點是冒了很大風險的。他要求退還他的發言稿，對我來說也很為難，如果我不請示劉少奇就退給他，就會有人說我同“教條主義者”又弄到一塊去了。

　　再如，8月10日，小組會上有人揭發周小舟在7月23日毛澤東講話的當天晚上，在黃克誠處講過“主席像斯大林晚年”的話。全場大嘩。后來又有人揭發李銳曾向周小舟轉述田家英說過“將來有一天他調離中南海時，準備向毛澤東提三條意見：（一）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不要百年之后有人來議論；（三）聽不得批評，別人很難進言。這又引起巨大震動。李銳當場咬定這話不是田家英說的，是他自己的想法。會議轉向批判李銳，被劉少奇制止，說李銳不是中央委員，他的問題另外解決。

　　在書中，諸如此類的細節還有很多。楊尚昆說他一生做了兩件違心的事，一件是1978年11月28日，為了盡快出來工作，違心地在留有尾巴的審查結論上簽了字；另一件就是在廬山會議上違心地批判彭德懷。對后者，他一直是心懷內疚的。

　　所謂“秘密錄音”事件，本來很簡單，但在“文革”中被篡改為駭人聽聞的“秘密竊聽”，成了楊尚昆的一大“罪狀”

　　20世紀五六十年代，毛澤東曾兩次批評錄音工作，后來被稱為“秘密錄音”問題。“文化大革命”時期，林彪、“四人幫”一伙把所謂“秘密錄音”問題炒得沸沸揚揚，并且把所謂“秘密錄音”篡改為駭人聽聞的“秘密竊聽”。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秘密竊聽”一案得到徹底平反。關于這個問題，在一些老同志如王芳（時任浙江省公安廳廳長）、葉子龍（時任毛澤東秘書兼中辦機要室主任）的回憶錄里有反映，當事人劉吉順（時任中辦機要室專職錄音員）也發表文章談自己的親身經歷。楊尚昆作為中央辦公廳主任，是這一事件最主要的當事人，他是怎樣評說所謂“秘密錄音”問題的呢？20世紀90年代，楊尚昆撰寫回憶錄，同中辦的一些老同志共憶往事時，自然而然地說起所謂“秘密錄音”問題。在書中，他談到，所謂“秘密錄音”，這個問題本來很簡單，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它搞得神秘化了，說是“秘密竊聽”，如此駭人聽聞，其實只需幾句話就可以講清楚。“文化大革命”開始后，“秘密錄音”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狀，這是林彪、江青一伙為了整人不擇手段的例子。當然，首先是毛澤東不喜歡錄音。但書中，楊尚昆同志堅持認為，錄音不但不是他的罪過，相反是一大功勞。錄音，就是為了保存黨的歷史文獻嘛！遺憾的是，1961年銷毀了大批錄音帶，由于時間緊迫，搶救下來的東西太少了，不知有多少珍貴史料化為灰燼。

　　辦公廳主任的工作像一張麻將牌，就是“聽用”，黨需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楊尚昆自1945年10月接替李富春任中央書記處辦公廳主任，在中辦主任的崗位上默默耕耘20載。談及中辦的工作，楊尚昆說：“打麻將不是有一張可以當做任意一種牌使用的‘聽用’嗎？辦公廳主任的工作也是‘聽用’，黨需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1965年11月10日，楊尚昆突然被免去中辦主任職務。楊尚昆在書中回憶說：“毛澤東找我談話的那一天，正是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日子，文章實際上傳達了毛澤東準備發動一場文化大革命的信號。也正是這一天，中央免去了我的中央辦公廳主任的職務。”對于被撤職的原因，楊尚昆說：“毛澤東認為我是教條主義者，又和彭德懷的關系密切，如果不撤掉我的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我將成為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絆腳石。所以，他首先拿我開刀。”被撤職后的楊尚昆，從廣東到山西，自1966年7月開始被隔離審查，12月25日，被押回北京，開始被無休止地批斗，受盡折磨。就這樣，楊尚昆經受了長達9年的“監護審查”，直到1975年2月9日被“解除監護”。

　　1978年11月23日，中央專案審查小組向楊尚昆宣布了審查結論：“楊尚昆同志在中央辦公廳工作成績是主要的，曾受林彪、四人幫的誣陷迫害。現已審查清楚，應恢復其黨的組織生活，補發在審查期間停發的工資。”但是，這個審查結論留了尾巴。兩天以后，11月25日，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時說：“楊尚昆同志不顧毛主席的指示和批評，在私錄毛主席談話的問題上犯有錯誤。經過審查，過去把他定為陰謀反黨、里通外國是不對的，應予平反。中央決定，恢復楊尚昆同志的黨組織生活，分配工作。”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對所謂“秘密錄音”問題再次進行審查，直到1980年10月中央才正式發文為原中央辦公廳和楊尚昆徹底平反。

　　蘇維民（作者曾任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辦公室秘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