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翻拍昭示原創匱乏？韓三平:影視產業化的結果

　　經典文學名著和經典影視作品在當下的處境非常特別，它們的特別之處就在于關于它們遠與近的答案變得非常迷離。

　　首先，對于大多數受眾，這個距離無疑是前所未有的近在咫尺。經典作品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開放和寬容進入我們藝術創作的視域，不斷成為我們進行新的創作和闡釋的原點，也不斷成為我們抵達新的藝術空間的階梯。打開電視、走進影院，我們常常會發現，我們熟悉的老故事在重演，不同的是，它們正在以新的面孔、新的包裝同我們見面。

　　但是，與此同時，今天這個時代，無疑也是經典作品離我們遙遠的時代。對于很多觀眾來說，經典作品的高度，包括其中的人物形象、故事線索、想象和敘事方式，都是永遠不可企及、也永遠不可超越的。就在我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翻拍時，那些記憶中的瞬間、片斷，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流逝，以至于很多人感慨，盡管經典不斷被翻拍，但是，經典已經不是以往的經典了。

　　經典的翻拍是一個重讀和回憶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遺忘和拋棄的過程。我們需要不斷在老的文本中發現新的體會，新的趣味，也需要不斷遺棄舊的美學規則，創造新的審美空間。究竟應該以怎樣的尺度開創新的境界，改變舊的規則？

　　時代呼喚原創精品

　　“經典重拍是產業化的結果”

　　記者：從《蒼天在上》、《大雪無痕》、《省委書記》，再到中央電視臺剛剛播出的《命運》，陸天明老師始終堅持現實主義題材創作，而且都是重大的現實主義題材創作。您如何理解文藝創作與時代精神的關系？

　　陸天明：我認為，文藝創作必須首先尊重原創、推崇原創。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學藝術如果缺少了原創性，缺少了原創的動力和熱情，毋庸置疑，只能說明創作者在藝術精神層面上出了問題。中國正處于一個特殊的時代，即改變以往兩千年、創造以后兩千年的關鍵時刻。當前這幾十年發生的一切都要決定我們今后幾百年的命運。我們的文藝工作者，應該擔負著一個使命，一個責任，把眼睛盯住現實，盯住現實中人民的感受，盯住我們現實給中國的今天和未來將要帶來的變化，抒寫這些時代的旋律。

　　記者：如果說20年前，即20世紀90年代，經典翻拍還是小心翼翼地精挑細選，新世紀以降，翻拍已演變為想到了就改，涌現了一大批經典改編作品。近期這一現象更呈現出“井噴”態勢，反復重拍的、跟風的、題材撞車的令人眼花繚亂。如何看待經典作品的大規模翻拍？

　　陸天明：經典的翻拍在影視劇中其實是一個正常現象。影視作品和文學創作不一樣，就各國影視發展歷史來說，有一個很重要的項目就是翻拍經典，或者重拍經典。對于這個現象，我們應該以正常心態對待它。經典作品畢竟是我們文化遺產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們精神的重要財富，影視對經典作品進行詮釋是傳承經典的一種必要手段。

　　韓三平：大規模經典翻拍的現象是影視產業化發展的必然結果。電影、電視有表現力強、受眾面廣的特點，電影的工業化、高科技給電影創作帶來了很多變化，可能今后翻拍也好，取材也好，頻率還會越來越高，特別是電影高科技技術的不斷升級，將讓翻拍成為影視創作的一個潮流。

　　李少紅：今天我們正處于一個信息爆炸的時代，面對海量信息和海量閱讀，文學名著對年輕人來說已不再構成以往的誘惑。在我們成長的年代，名著是我們閱讀的唯一優秀作品，可是現在對年輕人來說可能不是這樣了，更多的東西在誘惑他們。如何讓他們回歸經典，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我認為，影像詮釋是傳承經典的一個重要渠道。

　　記者：這段時間，除了四大名著的重拍，我們知道的，還有三部“楊家將”、兩部“李小龍”、三部“封神榜”、四個“孫悟空”、兩位“白娘子”、四個“關公”，僅中央電視臺近一個多月內就相繼播出了《洪湖赤衛隊》、《茶館》、《江姐》、《山間鈴響馬幫來》、《永不消逝的電波》五部經典改編電視劇，更有媒體透露，剛剛播出沒幾年的電視劇《亮劍》也要翻拍。經典翻拍是否一方面意味著文化產業鏈的延長，一方面也昭示著文藝作品原創的極度匱乏？

　　韓三平：我不這樣認為。在國外，經典名著的翻拍也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2009年有一部非常有名的美國電影，羅伯特·德尼羅主演的《天倫之旅》，這個電影其實翻拍自一部意大利電影，它沒有進電影院，而是通過音像出版和電視臺發行播出，但是不僅本國電影翻拍了，其他國家的電影也翻拍了。

　　電影有四個屬性，即藝術屬性、商業屬性、工業屬性、科技屬性。客觀地說，我認為每一次工業革命和每一次科技革命，所有名著都應該再重拍一次。同時，我們影視產業的市場基礎不容忽視，這就是13億人的市場基數。13億人要吃飯、要穿衣、要住房，但是，13億人同時也要看電影、要看電視。這是我們發展影視產業的一個非常強大的市場基礎，也是我們的電影票房保持每年以30%左右增長率發展的前提，這在全世界，甚至我們國家的歷史上都是不可類比的。在這個基礎上談經典翻拍，我們不是多了，而是遠遠不夠。

　　從私語閱讀到公共傳播

　　“鼓勵健康的文藝批評”

　　記者：文學名著畢竟只能是以文本的方式呈現給我們，文學文本與影視影像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空間。如果說，文字的閱讀是讀者和作者之間的密室關系，那么影像的傳遞就是創作者和觀眾之間的廣場關系，如果說前者是私語，是秘密，是心靈的溝通和神會，那么后者就是宣講，是開放，是心靈以及心靈之外的多種元素的建構。在這種前提下，如何填充文學文本與影視影像之間的巨大空間？

　　李少紅：這是影視藝術創作者必須面對的一個現實。古典名著翻拍最大的一個難處就在于，古典名著的影響力實際上已經在每一個讀者心目中形成了一個自成一體的、先入為主的文學印象。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如何在每個人的想象中找到一個共通點，這是我在實際操作中面對的一個最大的困難。

　　記者：從《橘子紅了》、《大明宮詞》開始，您不斷在作品中進行藝術探索。如果您的藝術創新超出了觀眾的審美判斷，您將作何感想？

　　李少紅：正如我們剛才所說，讀者對于文學經典特別是古典名著的閱讀，存在著閱讀方式的私有化前提，也就是讀者必須獨自面對一個文學意境，之后再擴展為自己的想象，而且這個自我的想象是不可以與別人分享，是獨立成章的。但是，影像藝術是一個公共的領域，它是一個廣場領域，它是要和別人分享的，另外它是一個形象的藝術。這個形象具象化了以后，文學經典已經從私人空間里面走到一個公共、開放的廣場，觀眾需要同大家分享感受。這個時候，經典詮釋領域就會出現個體和公共領域的差異。我認為，一部影視作品的好壞已經退居其次。重要的是，它是一個喚起受眾記憶、引起受眾討論、激發受眾想象、承載受眾爭鳴，然后再引導受眾集體回到原點、集體回顧傳統的過程。

　　記者：很多人認為翻拍經典是最保險的，因為它本身是老祖宗留下來的，有著固定的、成熟的受眾群體，翻拍經典的背后其實也是翻拍利益。是這樣嗎？

　　陸天明：其實，很多人不知道，翻拍經典的風險很大。所以，對待翻拍經典這一點上，我認為整個社會要有一個比較包容的心態，要提倡創作人員有創新，因為任何一個時代藝術家去認識經典、再現經典，一定會帶來時代的特點、個人的局限。如果完全照本宣科地翻拍，那就失去了再度創作的意義。應該允許有新的觀照、新的解釋、新的表現、新的創造，這樣才有意思。如果沒有包容的心態，翻拍名著將成為一場災難，任何人去拍都會被“拍磚”。我們鼓勵健康的文藝批評、文藝論爭，但是要守住一個底線，不能把文藝批評變成文化批判。

　　影像是傳承經典的重要渠道

　　“警惕民族文化傳統變成西方文化資本”

　　記者：這樣看來，經典翻拍不僅是一個簡單的重現，更是一個再度創作、再度闡釋的過程。作為當下影響大眾價值取向的主要文化消費類型之一，影視業如何擔負相應的文化責任和社會責任？

　　陸天明：文學不存在翻寫、重寫這樣一個話題，可是對于影視業來說，這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影視是一個特殊的行業、一個特殊的產業，從文學作品變成影視作品，這是文藝產品制造的一個現實過程。近10年來，我們提出了文化產業的概念，但是很多人也隨之陷入一個誤區，就是以經濟取代內容，以利潤度量文化。文化產業畢竟是內容產業，首先有文化，然后才有產業。這是我們不能忘記的。

　　記者：這樣說來，對文化傳統的不斷詮釋其實也意味著對文化市場的不斷拓展？

　　李少紅：對，美國拍攝的電影《花木蘭》曾經給了我們一個深刻的教訓，我們對文藝經典的不斷詮釋和重讀，本身也是一種文化傳承和文化搶救，我們自己沒有守護住的文化財富，很可能就被別人拿走了，變成人家的文化資本。守住我們自己文化的根脈，是中國影視產業走出去的必要前提。

　　記者：我們可以從西方發達國家影視產業的發展路徑中吸取哪些經驗、得到哪些教訓？

　　韓三平：無論呼喚原創還是守衛經典，我們都不應該放棄一個原則，即尊重影視的文藝屬性原則，尊重影視藝術承載的價值觀念。美國電影成功的原因在于，他們不僅用電影創造票房，更用電影傳遞美國國家理念、國家價值、國家精神。

　　所以我覺得，現實題材也好，歷史題材也好，怎樣使觀眾在兩個小時中享受一場視聽的夢幻，感受到振奮和勵志，或者說充滿希望地回家，這是我們欠缺的東西。我們現在的藝術創作常常陷入一個誤區，認為善有惡報、惡有善報，這樣才是深刻。優質產品仍然不足、優秀作品匱乏，是中國電影產業發展過程中必須直面的一個現實。《杜拉拉升職記》的成功是中國電影產業一個優秀的案例，但是如何讓我們的電影產業案例變成可以復制的樣本，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本報記者　李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