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產業“十二五”跨越期:轉變發展方式是主線(2)

　　培育核心創造力和個體自主性

　　接受《瞭望》新聞周刊記者采訪的《“十二五”文化產業發展研究報告》課題研究組成員、香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所研究員莫建偉說，“十二五”時期我國文化產業發展規劃的著眼點應當以培育文化創造力為核心，以激發公民文化創造力為重點。文化產業的業態是以個體創作者、中小企業為主要形態，因此，提升、促進個人創造力，將有助于文化產業邁向優質化、多元化之路。

　　他介紹說，跟西方社會相比，我國大眾文化市場的形成期來得較晚，大抵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文化市場才開始進入跳躍式的增長期。在高速發展期，過往長期壓抑的文化創造力和消費需求一并爆發，社會充斥著未及細嚼的進口文化、急于摸索新路向的情緒、表達創造能力的強烈訴求、追求文化新體驗等多股巨流，牽動起文化創意活動、產業結構和文化市場渦輪式的更替變革。

　　與西方國家文化產業重回到個體性創作主導的發展階段不同，我國文化產業現階段的核心價值——創造性和創新精神——在不同領域仍受一些制度性因素制約。要提升個體活力和創造力，建立新時期的物質文化，政府需要投入更大力度改革文化體制及相關體制、減少不必要的限制、確立公民的文化權利、鼓勵多元的創作文化。

　　莫建偉強調說，若“十一五”或此前時期是我國文化產業的始發階段，下一階段文化產業的發展不應該只著重產業體積和經濟總量的提升，盲目追求量的增長，更重要的是鞏固文化產業的核心創造力和個體自主性，為下階段文化產業專精化和迎接質的變化作好準備。

　　文化產品兼備一體兩面的價值，擴大文化產品在消費市場的銷售份額體現了產品的商品經濟價值，但必須認識到，可從文化產品的內涵和表現形式體現出的藝術性、個性、創造性和精神內涵，來判定它的社會和文化價值。后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社會和文化價值才是彰顯個體創造力和文明階段性發展的最佳指標。兩種價值本質上并不分割，在現實里卻不一定同軌并進。

　　莫建偉舉例說，精致的文化作品如昆曲《牡丹亭》，縱使表演門票賣不上千萬元，但其藝術性和承傳文化的功能和作用，不會因為門票收入比不上好萊塢電影而讓它的藝術性和文化精神褪色；一部深刻反映當前社會現況和問題的紀錄片，其引發社會思考的文化價值也不一定低于票房收入以千萬元計的流行歌曲演唱會。

　　因此，從政策層面過于強調市場價值的重要性，往往患上忽視維護有利于文化創作的環境的毛病，因為文化精神價值不容易顯現，往往跟政府如何保育傳統、保護文化資源、推動創意教育、維護最低約束性的政治社會條件有莫大關系。

　　簡言之，從政府角度而言，設定下階段文化產業政策的目標，不應單純講求經濟效益，應當把打造有利于創作和創新的社會環境，保障、鼓勵個體創作權，放在政府政策議題更高的位置。

　　更加關注區域文化產業發展

　　“十一五”以來，我國整個宏觀經濟政策出現了一個很重要的趨向，就是更加注重地方。尤其近三年以來，中央連續出臺了十幾個專項支持地方發展的文件。文化產業的發展也應該順應時代潮流，發展區域性的重點項目，形成文化產業帶或者文化產業聚集區，這樣能引起地方的共鳴，既有利于調動地方的積極性，也有利于推動地方的工作。

　　中國傳媒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齊勇鋒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認為，現在改革發展已經到了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四位一體的階段，要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把文化產業發展跟區域城市化進程、新農村建設和旅游、電信、體育以及制造業、農業等其他行業充分結合起來。

　　齊勇鋒說，以河南為例，河南要建設八個文化改革發展實驗區，包括一個地級市(開封)和七個縣級市。這個方案基本上是以文化產業發展和文化體制改革為核心，帶動整個縣域和區域經濟社會全面發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這不僅是一套文化產業規劃，更是一套綜合改革方案。

　　目前，文化旅游實驗區在國內的建設和發展方興未艾。例如海南國際旅游島，云南文化旅游綜合改革實驗區已上升為國家戰略，安徽以黃山為中心的“皖南國際旅游文化示范區”，廣西的桂林國家旅游綜合改革試驗區，湖南大湘西文化旅游戰略等，大都是依托當地豐富的文化旅游資源和區位優勢，通過發展文化旅游產業，結合生態文化建設，探索一種適合國情、區情的新的區域發展模式。

　　張曉明也提出了產業振興要和區域平衡并重的觀點，并且要更加關注空間布局。他對《瞭望》新聞周刊說，經濟發展總是一個個產業更替的前后順序，但是區域是一個空間結構，現在可能是到了更加關注空間結構的階段。我國文化產業在前一階段的發展中已經開始出現東部地區文化資本效益下降的情況，而西部一些落后、偏遠的少數民族聚居省份，比如說四川、西藏，文化投資的效益反而要比東部地區高。這樣的趨勢說明我們國家的文化產業需要強調空間布局上的平衡，使得一些支柱產業有伸展空間。

　　他還提出，我國文化產業從空間布局上太受行政區劃的影響，不夠合理。所以應該提出一個跨行政區域的全國性空間布局的設想，以實現跨區域、跨行業的新的文化產業的合理布局。我國一些不發達地區的文化資源所表現出來的差異性更為明顯和突出，而消費者愿意花錢購買的內容恰恰是這些原創的、差異的、不可替代的部分。因此我們要更為關注如何將這部分資源轉化為產業，不僅僅是產品，還包括服務。城市和農村，東部和西部，傳統和現代，“十二五”期間應該更加注重如何規劃這些層面的文化產業發展。

　　要“大中小并舉”

　　據學者研究，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好萊塢最具活力的電影生產者仍然是獨立制片公司；2008年美國電影市場共上映了610部電影，獨立制作占了444部。當然，眾多具規模的獨立制片商事實上與六家電影集團建立了長期合作關系，個別中小型獨立制作公司也是電影集團的控股附屬公司。這種網絡結盟關系在一定程度上延續著好萊塢電影市場繁榮的局面。

　　我國內地文化產業市場的發展雖然和發達國家的情況有別，但文化企業“大小并存”的局面卻普遍存在，與西方國家的情況并無二致。例如，盡管外資跨國廣告公司已打入內地廣告市場超過十年，但這些4A級的集團仍面對大批土生土長的中小型廣告公司的挑戰，大小并存的局面反而有助于促進競爭。

　　張曉明說，文化產業領域既需要大企業又需要小企業，要防止過分壟斷對文化創意產業的消極影響。他提出了“不要被資本綁架”的觀點，好的文化創意需要經年累月甚至是幾代人的積累，要有一種比較好的心態，一旦被資本市場過度綁架，把所有的東西都折算成錢，并不利于文化產業的長遠發展。

　　莫建偉認為，過去一段時期由于政府鼓勵文化企業“做大做強”，而且在文化體制改革的過程中推動國有企業走向集團化、面向市場，使得一批又一批的國有文化企業成為政府政策扶持的重點對象。傾斜政策的效果雖然達到促進國有文化企業走向市場，以確保這些企業在經濟轉型中保持活力的目的，但鐘擺過于傾斜，反過來在為民營文化企業創造環境、兼顧促進多樣化文化發展的政策目標上出現問題，容易造成民企創意活力不足、市場發展不均衡的狀態。在這種資源和培育環境嚴重扭曲的格局下，文化多樣性和均衡發展的目標將更難實現。

　　他表示，文化產業內部個體創作者、中小企業、企業集團三者的角色和作用，往往隨著產業門類及市場環境條件產生不同的組合、分工和合作。我國文化產業政策以往把重點放在發展企業集團化的方面，雖然是順應國有體制邁向市場化的總趨勢，但要提升文化產業的活力和能力，必然要促進個體創作者和中小企業的創造力和競爭力，這是理順文化產業結構不可或缺的重大政策趨向，也應該是“十二五”時期推動產業發展的重要工作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