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建川：收藏民族記憶不僅僅是國家的事情

樊建川與抗日名將塑像在一起

　　中國最早的繪有“勇軍進行曲”歌詞的彩瓷硯臺、黃埔軍校成都分校使用過的課桌椅、西南聯大湘黔滇旅行團日志、日本投降簽字儀式請柬、廖季威的水晶印章、侯鏡如使用過的皮文件包……抗戰勝利65周年之際，四川省政協常委、建川博物館館長樊建川興致勃勃地向社會“曬”起了他的寶貝文物。

　　這些藏品有的來自抗戰將士家屬相贈，有的購于拍賣現場，還有的則是樊建川自己閑逛古玩市場的“戰利品”。其中有的是第一次曝光，有的已經被評定為國家一級文物。

　　“目前建川博物館的800萬件文物中，國家一級文物已經達到121件。”樊建川說，收藏民族記憶不僅僅是國家的事情，民間藏家也該擔負起責任。珍貴的藏品鑒定為文物后，就不能進行買賣，這樣能更好地保存下來。

　　讓歷史說話！

　　十幾個博物館扎堆在四川省大邑縣安仁古鎮，主題從抗戰到“文革”到民俗到地震都有，樊建川給它們取了一個名字叫“聚落”。2005年8月15日，抗戰勝利60周年之際，這座占地500畝，建筑面積達15000平方米的博物館首次向世人開放。在建川博物館聚落整個的設計當中，抗戰系列無疑是一臺“重頭戲”。這個系列目前開放的有中流砥柱館、正面戰場館、川軍抗戰館、援華美軍館和抗日俘虜館5個單館，以及中國壯士群雕廣場、抗戰老兵手印廣場兩個主題廣場。

　　而侵華日軍館和漢奸丑態館是即將落成的重要項目，這兩個館后來被規劃入同一個建筑內，“上面是日軍館，下面是漢奸館，寓意很清楚，正是靠這些偽政權、偽軍的支持，日本軍隊才能在中國橫行這么久。”樊建川說。

　　65年過去了，還有多少關于這場偉大戰爭的故事和細節不為我們所了解？時光悠悠，當年20歲的青年如今都已是年過八旬的老人，誰還能以親歷者的角色講述那些驚心動魄的戰斗？盡管正趕上建川博物館聚落大興土木，還是有不少人遠道而來尋找歷史的答案。

　　樊建川說進入抗戰博物館如同在看一部抗戰大片，他將國際上先進的發展模式引進抗戰博物館中，情景性、參與性的參觀模式讓觀眾耳目一新。在樊建川看來，建筑、題材、文物、文化是一個東西，應該是一體的，“很多博物館就是一個房子，遮風擋雨的東西，我就想把高大殿堂給它改掉，讓它不那么高大威武，也不是一個容器。”抗戰博物館的8個分館均由國際一流的設計大師設計，整體規劃是張永和，設計援華美軍館的是切斯特·懷東，漢奸館找的是臺灣的王維仁，日本建筑大師磯崎新則主動請纓設計侵華日軍館，以表達日本人對中國人民的歉意。

　　“我們不說話，讓歷史說話！”“噓！別壓過歷史的聲音”，博物館隨處可見的銘牌，紀錄著這里的細微變化。如果說前些年收藏和展覽可能還帶有一些樊建川自己的好惡，現在則更多的是存留、呈現，盡量不帶個人色彩地去保有時代的原貌，讓參觀者自己去感知、思考、評判。

　　在文物收藏中升華責任

　　殘破襤褸的血衣、彈孔尚存的冰冷鋼盔、仍然可以發出尖利鳴叫的報警器、泛黃的戰時良民證、血跡斑駁的日記本、冰涼刺骨的侵華紀念章、一張張有著或驚恐或憤怒表情的照片……

　　除了這些博物館里展示的戰爭的血腥，園區角落的庫房里還緊鎖著歲月的滄桑。白晃晃的日光燈下，鋪天蓋地的舊報紙、老照片、書信、鏡鑒、雕塑、像章，讓人感覺像是掉進了一片淤積了幾十年的泥塘，心中感慨卻又沉重無語。

　　在收藏界，唐詩宋詞、梅蘭竹菊、才子佳人這類收藏買了就能賺錢，可是樊建川覺得太“清淡”，不符合自己的理想，他追求的是一種擔當和責任。“抗戰館也好，地震館也好，最大的作用是敲警鐘。”樊建川始終認為，一個人不能沒有責任心，一個民族不能失去血性，我們這個民族歷史上經受過太多的苦難，“我想讓建川博物館成為增強國民憂患意識和奮發圖強精神的‘鈣片’。”

　　樊建川收藏抗日文物的激情，當年是被一部老電影《血戰臺兒莊》點燃的。他的父親就是一名抗日戰士，曾面對過鬼子的刀槍，在血火中拼殺，他自己也是一個有過11年兵齡的軍人。通過收集川軍資料他了解到，抗戰期間先后有300萬川人赴戰，但是關于300萬人命運的記載卻是令人驚詫的空白。內心強烈的震撼迫使他要做點什么。他開始閱讀研究川軍抗戰史，并收集抗戰文物，十幾年間，他常常在全國各地奔走，尋找，追索。

　　30年職場打拼，樊建川的身份不停變換，他曾經是農民、民工、知青、軍人、老師、政府官員，現在是商人，但在他心中，有一條主線一直沒變——對近代文物的鐘愛。他說自己是在收藏“歷史的細節”，在完成一本“歷史啟示錄”。

　　盡管這個抗戰博物館是他傾其個人所有建起來的，但他從來沒有把博物館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財產，始終認為自己只是社會財富的暫時看護者。“我只是替國家保存記憶，這些東西是我私人搜集來的，但它們更屬于這個國家。”樊建川說。從10年前開始，他每年都要寫份遺囑，他說，盡管自己有個女兒，可他身后還是要把所有藏品交還給國家。

　　(曉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