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蔣介石真實情史家事：生命中的4個女人(5)

　　“西安事變”中寫下遺書

西安事變次日，宋美齡給蔣介石寫信，要他“為國珍重”

　　曾景忠(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1936年12月12日，駐扎在中國西北，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國民黨將領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發動“兵諫”，拘捕了前去督戰的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和中央政府的多名高級官員。這就是震驚世界的“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發生后，南京國民政府高層出現兩種主張：武力討伐與和平處置。在下令剝奪張學良的各項職務后，國民政府發布了兩項人事任命：軍政部長何應欽升任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負責軍隊的指揮和調動；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長。

　　12月16日，何應欽出任討逆軍總司令，指揮對西安方面的軍事討伐。孔祥熙則與各地實力派聯系，共同譴責張、楊，向他們施壓。

　　托張學良親信赴西安

　　“西安事變”發生時，正在上海的宋美齡聞訊，“不啻晴天霹靂，震駭莫名”。她立即趕回南京，懇求國民黨中央以和平方式解決事變。她反復說明，她不只是從營救丈夫的私意出發，更是從國家利益考慮——一旦進行軍事討伐，不僅蔣介石的生命將陷于危險，西安百姓也將遭受戰火之災。

　　宋美齡急切希望能去看望丈夫，但在事變之初不可能如愿。她不得不請出一個與蔣介石、張學良都有良好關系的澳大利亞人——端納，作為信使赴西安。端納帶了兩封信，一封是宋美齡寫給張學良的，大意是希望張學良顧全大局，從公、私兩方面考慮處理與蔣介石的關系。另一封則是宋美齡寫給丈夫蔣介石的：

　　“夫君愛鑒：

　　昨日聞西安之變，焦急萬分。

　　竊思吾兄平生以身許國，大公無私，凡所作為，無絲毫為自己個人權利(力)著想。即此一點寸衷，足以安慰。

　　且抗日亦系吾兄平日主張。惟兄以整個國家為前提，故年來竭力整頓軍備，團結國力，以求貫徹抗日主張。此公忠為國之心，必為全國人民所諒解。目下吾兄所處境況，真相若何，望即示知，以慰焦思。

　　妹日夕祈禱上帝，賜福吾兄，早日脫離惡境。

　　請兄亦祈求主宰，賜予安慰。為國珍重為禱！

　　臨書神往，不盡欲言。專此奉達。

　　敬祝

　　康健！

　　妻 美齡

　　廿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宋美齡了解蔣介石的脾氣，此信主要是為了安慰蔣介石。至于信中說蔣介石一貫主張抗日，其實是寫給張學良和楊虎城看的。

　　蔣介石口述“與妻書”

　　1936年12月14日，端納見到了蔣介石。蔣介石看了宋美齡的信后甚為感動。得知宋美齡要來西安，蔣介石告訴端納，不要讓她來此險境。端納隨即復電宋美齡。當蔣介石看到端納擬好的電文開頭所寫的“蔣夫人轉電已悉”時，淚如雨下。

　　隨端納一起到達西安的黃埔同學會總干事、新生活運動總干事黃仁霖，直到12月16日，才得到張學良的允許面見蔣介石。蔣介石見到黃仁霖后，立即給宋美齡寫了一封信。他又怕信會被張學良扣留，便將內容向黃仁霖念了兩遍，讓黃背下，回到南京后口述給宋美齡——“余決為國犧牲，望勿為余有所顧慮。余決不愧對余妻，亦決不愧為總理之信徒。余既為革命而生，自當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體還我天地父母也。對于家事，他無所言。唯經國、緯國兩兒，余之子即妻之子，望視如己出，以慰余靈。但余妻切勿來陜。”

　　果然，張學良扣留了此信。他也沒有讓黃仁霖回南京。因為蔣介石叮囑“余妻切勿來陜”，而張學良則希望宋美齡到西安來調解。

　　12月20日，絕望中的蔣介石做好了最壞打算，寫了3封遺書，分別致妻子宋美齡、兒子蔣經國和蔣緯國，以及告全國同胞。

　　在致宋美齡的遺囑中寫道：

　　“賢妻愛鑒：

　　兄不自檢束，竟遭不測之禍，致令至愛憂傷，罪何可言。今事既至此，惟有不愧為吾妻之丈夫，亦不愧負吾總理與吾父吾母一生之教養，必以清白之身還我先生，只求不愧不怍無負上帝神明而已。家事并無掛念，惟經國與緯國兩兒皆為兄之子，亦即吾妻之子，萬望至愛視如己出，以慰吾靈。經兒遠離十年，其近日性情如何，兄固不得而知；惟緯兒至孝知義，其必能克盡孝道。彼于我遭難前一日尚來函，極欲為吾至愛盡其孝道也。彼現駐柏林，通信可由大使館轉。甚望吾至愛能去電以慰之為感。

　　廿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中正”

　　在致兒子的遺囑中寫道：

　　“又囑經、緯兩兒：

　　我既為革命而生，自當為革命而死，甚望兩兒不愧為我之子而已。我一生惟有宋女士為我惟一之妻，如你們自認為我之子，則宋女士亦即為兩兒惟一之母。我死之后，無論何時，皆須以你母親宋女士之命是從，以慰吾靈。是屬。

　　父　十二月二十日”

　　致全國同胞的遺囑中寫道：

　　“中正不能為國自重，行居輕簡，以致反動派乘間煽惑所部構陷生變。今事至此，上無以對黨國，下無以對人民，惟有一死以報黨國者報我人民，期無愧為革命黨員而已。我死之后，中華正氣乃得不死，則中華民族終有繼起復興之一日。此中正所能自信，故天君泰然，毫無所系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