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體制改革中民營劇團的資源與價值

　　全球化的進程將民族國家的文化環境植入世界文化市場，一場整體性的文化競爭時代業已到來。文化也是一種話語，文化產業的競爭往往與意識形態密切相關，牽涉到民族國家的“文化安全”。因此,實施國家文化戰略管理業已成為民族國家主體性建構的內在要求。最近，胡錦濤總書記關于深入推進文化體制改革的《講話》既有對這場文化競爭嚴峻態勢的清醒意識與深刻分析，又包含強化中國文化戰略管理的重要舉措。從微觀層面看，日漸紅火的民營劇團是我國文化體制改革的重要表征，它與轉企改制的文化事業單位共同構成有競爭力的市場主體。具有草根性的民營劇團往往以地域文化、傳統文化、農村文化為核心資源，不僅完善著公共文化事業體系，還締結著一種民間價值。

　　以江蘇為例，全省民營劇團已接近1000家，出于形成獨特競爭優勢的考慮，它們大多定位于當地的地域文化。美國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說過，“個體生活的歷史首先是適應由他的社區代代相傳下來的生活模式和標準。從他出生之時起,他生于其中的風俗就在塑造著他的經驗與行為。到他能說話時,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小小創造物。”揚州的汪琴藝術團就是這種類型的“創造物”，作為揚州市第一個民營藝術團，在國家投入“斷奶”、自負盈虧的情況下，幾乎每年都能排演出一臺大戲、新戲。誠然，作為揚劇團，汪琴藝術團在本地區的紅火與地方戲方言基礎上的聲腔體系有關，但更本質的是它清晰、準確的地域文化定位——“揚州人，寫揚州人，演揚州人”，它被揚州人親切地稱為“自己的戲班子”。我們看到，一群人，一個戲團與一座城市在地域文化身份的吁求上形成了一種合力。汪琴藝術團近年來先后創作了《帕米爾赤子》、《好民警陳先巖》、《好人高仁林》、《地平線下的彩霞》等一批優秀劇目，清音曼妙，雅韻悠悠，深描日常生活中的揚州與揚州人，就像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指出的依賴于一種“本地生活在場的有效性”，為當地人提供一種文化身份的認同。在地域文化資源豐厚的江蘇，如汪琴藝術團一樣定位在地域文化上的民營劇團很多，它們的成功彰顯著文化學者霍米·巴巴所說的一種“本土世界主義”，在文化全球化的浪潮里本地生活面臨空洞化的考驗中，在文化日趨中心化、強勢化、統一化的過程中，這種強調區域化、微觀化、多樣化的文化表達是一個有益的嘗試。

　　其次，傳統文化的對接也是民營劇團的“藍海戰略”。在江蘇南通，如皋九華通劇團的名聲很響亮，這個有著26年歷史的民營劇團，2008年該劇團全年演出650場，收入達到60多萬元,2009年剛剛開始,演出已經預定出去400多場。九華通劇團的拳頭產品是“南通僮子戲”，目前已進入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九華通劇團此舉可謂是一石二鳥，一方面，它通過彰顯傳統民俗的魅力而在激烈的“紅海”演出市場中取得競爭優勢,探索了一條提升當地文化經濟的“藍海”路徑。另一方面，它也探索了一條保護和傳承民族民間傳統文化的有效途徑。陳獨秀在《論戲曲》說過“戲園者，實普天下之大學堂也；優伶者，實普天下之大教師也。”當承載著這塊土地先民生命意識、空間意識與美學意識的僮子戲又重新活躍在這片土地上時，保護與傳承不再是無根的點綴。應當看到，隨著文化產業的成熟，民間文化逐漸從“去中國化”的惡性進程返向“再中國化”的良性進程，民間傳統文化魅力的回歸,使人們在文化競爭中既關注現代性符號的建構,又開始重視繼承和發揚民族的精神文化內核，特別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九華通劇團正是對傳統文化有雙內視的眼睛，在與傳統文化的對接中書寫著民間價值的主體性。

　　此外，在蘇北大地，人們還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場景：“莊戶劇團”的演員們在露天廣場演戲，演的是與農民們血肉相連的劇目，臺上臺下互動熱烈、兩相應和。遠遠望去，露天舞臺上的色調與渾然的天穹、蒼茫的大地相化合,不禁使人聯想到古老洪荒中戲劇尚在大眾之手的時代。所謂“莊戶劇團”往往就是農民兄弟在當地文化站的幫助下自發組成的，比如江蘇省漣水縣常年活躍著十幾個莊戶劇團，他們有的演淮劇，有的演淮海戲，頗有些百戲雜陳的味道，卻都受到當地人的由衷喜愛，其奧秘何在，無非“莊稼漢編演身邊事”。這些被他們自己自謙為“農村小戲”的戲劇往往拙樸卻真實，稚嫩卻勇敢，如反映計劃生育政策的《鳳回還》，記錄農田灌溉新事的《讓水》，聚焦農村土地糾紛的《還土》等，無不是直面當代農村的焦點話題。這些田野里走出來的“梨園子弟”編戲時沒有那么多條條框框，他們本是演給自己看的，也不需要用戲劇沖突去掩蓋真實的生活困境，戲里充盈的只是對這片土地的真實體驗與最想表達的微妙情感。

　　莊戶劇團的存在不僅是增加農民收入、活躍農村文化，更重要的是農民以戲劇為中介，進行現代性的生活，露天劇場就是他們進行團體生活、開展公共文化、增強主體性交往的場域之一。莊戶劇團本身是一個注重鄉土文化的挖掘，有效培育農村內生文化機制的實例，它的意義在于恢復農民生活的主體性價值，架起農民與社會、農民與農民之間心靈的橋梁，培養農民在群體生活中自發形成共通的理想信念，最終建立一種融洽和諧、誠信有序的文化環境。

　　當然，文化體制改革中的民營劇團面臨如何進行品牌優勢完善的挑戰，面臨如何把核心資源轉化為文化象征資本、進一步“走出去”的考驗。但是，毫無疑問的是，民營劇團承載著一份屬于自身的文化書寫與價值建構，對于由強勢文化引起的文化殖民、語言殖民與文化自卑主義是一種過濾與對抗，在文化競爭中貢獻著自己的一份力量。

    路璐（作者單位：南京農業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