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場青年受邀合作為海南島“慰安婦”受害者正名

　　陳厚志（左二）作為黎語翻譯陪陳金玉老人（左三）赴日本出庭作證。 照片由陳厚志提供

樂觀的陳厚志。 黃青文 攝

　　紀念抗戰勝利六十五周年特別報道

　　今年是中國抗日戰爭勝利65周年。65年后，那場戰爭巨大的傷口依然裸露著，留在人們心靈上的創傷仍遠遠沒有愈合。

　　1939年2月，日本侵略者踏上海南島，在日軍鐵蹄的踐踏下，淪陷區幾成人間地獄。在日軍令人發指的暴行中，“慰安婦”制度是最丑陋、最骯臟、最黑暗的一頁。在這個制度的奴役下，40余萬中國、朝鮮、日本、東南亞和歐美各國的婦女慘遭日軍蹂躪。在海南，也有許多年輕婦女被日軍誘騙、強擄充當“慰安婦”。

　　文\海南日報記者 邵長春 特約記者 黃青文

　　1986年，保亭黎族苗族自治縣加茂農場青年陳厚志，從養母黃阿婆的口中，第一次聽到“日本娘”的故事。當地不明真相的群眾把日軍侵瓊時期“慰安婦”事件受害者稱作“日本娘”，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這些飽經折磨的老人就一直背負著這樣的污名，屈辱地活著。而陳厚志做夢也想不到，自己十年后的命運會和這些“日本娘”緊緊連在一起。

　　結識引路人

　　讓陳厚志和“慰安婦”受害者結緣的是一個叫張應勇的老人。張應勇是保亭政協文史辦工作人員，1996年，當時他正進行一項調查保亭當地抗日戰爭英雄人物的工作。工作之余，愛好文學的他寫了篇小說發表在《保亭文史》上，故事的原型就是當地廣為流傳的“日本娘”。

　　沒想到這篇發表在內部交流讀物上的文學作品，引起了一位日本留學生的注意。他不僅請張應勇帶他去見故事中的原型，還向這些老人下跪，送上慰問金。這些被稱作“日本娘”的老人背后究竟有著什么樣的往事，張應勇決心要搞個明白，還原歷史真相。

　　但這項工作卻絕非易事，張應勇長于文字，對攝影并不熟悉；而黎族分幾大方言區，有的方言他聽不懂，給調查工作帶來重重困難。況且這一年他已經57歲了，身體并不太好。

　　或許是命運的安排，一次偶然的機會，張應勇結識了陳厚志。當時張應勇的相機突然失靈，愛好攝影的陳厚志熱心幫他修理。事后，張應勇還托人側面打聽了陳厚志的為人，知道他是個熱心人，經常幫助孤寡老人和失學兒童。

　　不久，張應勇就將陳厚志邀請到自己家里，一邊喝酒一邊問他愿不愿意和自己一起調查。陳厚志至今還清楚地記得，當時張應勇面色凝重地對他說：“這種事從來沒人碰過，又牽扯到歷史問題，如果不愿意做也不勉強。”但陳厚志沒有猶豫，立即答應了，從此開始了兩人合作為海南島“慰安婦”受害者正名之路。

　　艱難的調查之路

　　張應勇當時主要負責南林鄉等杞方言區的調查，陳厚志則主要在賽方言區，張應勇負責調查和文字整理，陳厚志則幫忙拍照片和做翻譯工作，這一老一少協作配合，開始了漫長的調查取證之路。

　　這些受害者多數住在偏僻鄉村，有的更是離群索居。要找到她們已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何況受害者都不愿回憶當年的慘痛經歷。于是，他們一次次登門，用誠意和耐心感動老人，終于，越來越多的受害者勇敢地站出來,控訴日本侵略者的暴行。

　　陳厚志告訴記者，當年日本人在保亭等地建有兵站，強拉當地人修橋補路，有多少農家女被搶進兵站，具體數字已很難統計。但據他這些年的調查，僅在保亭加茂地區，至少有55人被日軍強迫做過“慰安婦”，這55人都是有名有姓的，其中25人在調查時還健在，但只有5個人愿意站出來講述自己當年的遭遇。

　　在參與調查前，陳厚志在當地只是個默默無名的人，隨著取證工作不斷擴大，越來越多的人熟悉他，有時走在路上，陳厚志會被陌生的老阿婆拉到僻靜處，哭著告訴他，“阿婆當年也是被鬼子拉進兵站受盡侮辱的人啊！”但哭訴過后，老人總不免要加上一句，你知道就好了，不要再和任何人說。

　　陳厚志也一直遵守著自己的諾言。他說，盡管有點可惜，但是他到死也不會透露這些人的名字。

　　此后，這些調查取證的資料和照片被整理出來，正是通過這些資料，讓人們最早了解到了中國海南島“慰安婦”事件受害者，廣大社會開始關注這個特殊的群體。“日本娘”的污名才從她們頭上洗去。

　　而張應勇當年的那篇小說，也引起了遠在上海的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教授的注意，這位中國“慰安婦”研究權威學者曾親自到海南來調查和看望受害者。

　　2003年，陳厚志應邀到上海參加研討會，蘇智良教授握著他的手說：“像你這樣長期關注‘慰安婦’事件受害者的志愿者真是難能可貴！”，并代表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授予他特約調查員證書。

　　赴日討公道

　　1997年，“慰安婦”事件有了新的轉機，以北京的康健律師為代表的中日律師團來瓊就海南“慰安婦”問題調查取證。張應勇和陳厚志義務協助中日律師調查取證，希望將來通過訴訟的方式，幫受害者們討回公道。與此同時，來自國內外的各種民間組織、慈善團體、學者、記者也都更多地關注起海南“慰安婦”受害者。

　　2001年7月，黃有良、陳亞扁等8名中國海南島“慰安婦”事件受害幸存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訴訟，要求日本政府公開道歉，并給予相應賠償。從此開始了長達8年多的漫長訴訟之路。期間，有兩位受害幸存者離世，而為海南“慰安婦”事件受害者耗盡心血的張應勇也于2005年辭世。

　　2008年12月，陳厚志作為黎語翻譯，陪同受害者———82歲高齡的黎族老人陳金玉前往日本東京，代表原告參加海南“慰安婦”事件受害者一案二審的第二次開庭。

　　陳厚志說，在庭審現場，陳金玉老人回憶起只有14歲的她，被3個日本兵追到家中當著父母親人的面輪番侮辱時，泣不成聲，情緒完全失控，老人用黎語哭喊：“我恨死日本人，是你們毀了我的一生！”

　　當陳厚志和日本翻譯把這句話翻譯給在場的人后，包括法官在內的所有人都沉默不語，有的人流下了淚水，一位日本老婦人上前為陳阿婆按摩。整整10分鐘，法庭里異常安靜，只有陳金玉老人撕心裂肺的哭聲在回蕩。

　　但這場長達8年多的訴訟，最終還是以失敗告終。東京高等法院在終審判決中盡管認定了侵華日軍二戰期間在海南島綁架、監禁和強暴婦女的事實，承認日軍暴行對受害“慰安婦”造成了精神疾患，其損害直到現在還在持續。但以中國政府在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中放棄了索賠權為由，認為受害人的個人索賠權也因此喪失，裁定原告敗訴。

　　消息傳到中國后，外交部發言人秦剛說，日本法院單方面作出任何解釋，都是非法的、無效的。強征“慰安婦”是日本軍國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對包括中國人民在內的被侵略國家人民犯下的嚴重罪行，也是人類歷史上嚴重的人道主義罪行，至今仍對受害者身心造成難以忍受的傷害。日方應拿出應有的道義感和責任感，盡快妥善處理，還受害者一個公道。

　　而對于陳厚志和海南“慰安婦”事件受害者們來說，官司不會就此完結，即使老人們不在了，她們的后代也將繼續這場訴訟，通過各種渠道向日本政府討還公道。

　　讓她們感受多些溫暖

　　多數海南島“慰安婦”事件受害者的晚景都是非常凄涼的，因為年輕時受到的非人虐待，造成了她們肉體和精神的終生傷痛，她們中很多人都喪失了生育能力，長期在人們的誤解和白眼中生活。有的即使成家生子，家庭條件也非常拮據，很多老人百病纏身。

　　受害者之一的林亞金老人，每天去市場買菜，都要經過當年日本兵營所在的地方。盡管事情已過去60多年，但很多受害者夜里還時常會被噩夢驚醒，有的老人見到電視里出現日本兵的形象，就會抖作一團。

　　近幾年來，除非是老人們急需幫助，陳厚志很少讓外界打擾她們，他不想讓老人們再一遍遍揭開自己的傷口。十幾年來，陳厚志積累了大量“慰安婦”事件受害者的資料，他希望有一天可以在全國各地乃至海外展出，讓更多人了解這段歷史。但他也強調，只有等老人們都不在了，他才會把這些資料公布出來。

　　而有時候，陳厚志卻不得不為了老人主動向媒體求助。就在記者采訪的這幾天，陳厚志一直為受害者之一的譚亞棟四處奔走，請求援助。最初起訴日本政府的八名受害者中，已有兩人過世，健在的6人中，86歲的譚亞棟是年紀最大的一位。如今她病入膏肓，卻無錢醫治。

　　最終，譚亞棟老人收到了來自海內外愛心人士的16000多元捐款，這令陳厚志感到很欣慰。他告訴記者，這么多年來，如果沒有好心人幫忙，他是無法撐到今天的。

　　陳厚志說，這些老人非常可憐，一生漫長的歲月都是在痛苦中度過的。如今，他只希望盡力讓這些老人晚年過得好一些，在人生的最后歲月多得到一些溫暖。

　　采訪中，陳厚志很少談到自己的生活和家庭。海南日報記者到過他的家，那是個普普通通的農家，陳厚志有一兒一女，如今都已長大成人在外工作，妻子是個樸實的農家婦女，對自己丈夫的事業大力支持。陳家每月只有幾百元的收入，但靠著種地和紡織，倒也自給自足。

　　除了當海南“慰安婦”志愿者，熱心的陳厚志經常幫助家鄉貧窮的孩子義務聯系工作，至今他還保持對攝影的熱愛，還有對黎族文化的興趣。陳厚志天性樂觀，他說自己多數時間不是和孩子在一起，就是和老人在一起，他會把從孩子那里感受到的快樂帶給老人，也從老人那里學到很多人生的東西。

　　如今，47歲的陳厚志已近知天命的年紀，他為海南“慰安婦”事件受害者當志愿者也已有15個年頭。這些年來，他送走了一個又一個海南“慰安婦”事件受害者，這些老人去世時都心有不甘，因為正義還未得到伸張。

　　陳厚志說，他相信這一天總會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