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眼中的“大政治家”姚崇究竟有怎樣智慧

　　毛澤東眼中的“大政治家”姚崇

　　姚崇，唐代“開元之治”的重要人物，在唐武則天、中宗、睿宗和玄宗時屢次出任宰相。毛澤東對《舊唐書》和《新唐書》中關于姚崇的記載都仔細閱讀并有批注，尤其是在《新唐書》124卷“姚崇傳”的天頭留下了“大政治家、唯物論者姚崇”10個字的批注。作為一千多年前的宰相，姚崇究竟具有怎樣的政治智慧與品格，能贏得毛澤東如此高的贊譽呢？

　　唐玄宗即位之初，準備任用姚崇為宰相。姚崇針對時弊，提出10條意見，問玄宗是否同意，同意即可上任，否則只有違抗君命了。這10條意見是： (1)武后執政以來，以嚴刑峻法治天下，你能否施行仁政？(2)青海邊界已沒有反復被擾的災禍，你能否不再貪圖邊功？(3)能否對寵愛的親信的不法行為嚴加制裁？(4)能否不讓宦官參政？(5)能否在租賦之外不收大臣公卿的禮物？(6)能否不任命親屬出任公職？(7)能否以嚴肅的態度和應有的禮節對待大臣？(8)能否允許大臣們“批逆鱗，犯忌諱”？(9)能否禁止營造佛寺道觀？(10)能否接受漢朝王莽等亂天下的經驗教訓而禁止外戚內寵專權？

　　姚崇的10條意見，區區二百余言，卻都是針對他所經歷的武則天、中宗和睿宗當政以來的政治弊端而提出，言簡意賅，字字珠璣。唐玄宗以一句“朕能行之”而悉數采納，并委以大權，由此奠定了“開元盛世”的重要基礎。毛澤東非常欣賞姚崇的10條意見，對此批道：“如此簡單明了的十條政治綱領，古今少見。”毛澤東遍覽《二十四史》，歷史人物汗牛充棟，能以“古今少見”的“政治綱領”而博得他激賞的，確實鳳毛麟角。可見，能否把治國理政的大智慧、大道理具體化為對當權者行事決策的約束和規范，是衡量一個政治家智慧見識的重要標尺。姚崇向唐玄宗提出的10條意見，不僅“簡單明了”，而且易于實施，更易于監督和評判。

　　姚崇晚年辭去相位，推薦宋擔任宰相。姚、宋都是對“開元之治”起過重大作用的人。姚崇在勸諫皇帝時能因其脾性不同而采取的方法也不同，如他對唐玄宗采取的是循循善誘的進諫法。宋對唐玄宗，則直陳諍言，常常迫使玄宗不得不采納其建議。故毛澤東評價說：“二人道同，方法有些不同。”實際上，毛澤東更為欣賞姚崇的為政風格。武則天晚年寵信張易之、張昌宗，“二張”由此飛揚跋扈，把持朝政。姚崇協同宰相張柬之發動兵變，除掉“二張”，挽狂瀾于既倒。武則天退出權力核心。中宗李顯即位，姚崇官拜宰相，但他卻流淚慟哭。張柬之斥問原故，姚崇說：“我侍候則天皇帝很久了，一分開，忍不住悲傷。再說，我以前跟隨你們鏟除奸邪，是作為人臣應該做的事情；今天告別舊君，也是人臣應該做的事情。如果因此受到處罰，我也心甘情愿。”結果姚被貶為亳州刺史。其實，姚崇心里很清楚，唐中宗昏庸無能，張柬之剛愎自用，并非治國謀政的明君賢臣。果然，第二年，張柬之等幾個謀劃政變的大臣便被武三思殺害，而姚崇則幸免于難。由此可見，姚崇歷經唐代四任君王的政治風云而始終能夠得到信任，除了因其高超的政治識見外，他相機行事的政治智慧和決斷力，是使其在波詭云譎的朝廷斗爭中始終游刃有余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毛澤東稱姚崇為“大政治家”，單一個“大”字，就足以耐人尋味。

　　作為封建社會的政治家，姚崇能堅持以“唯物論”精神立言行事，這在當時的思想政治環境中應是難能可貴的。

　　開元四年，山東發生大面積蝗災。姚崇主張殺滅蝗蟲并焚燒蟲尸。地方官員和百姓不敢捕殺蝗蟲，反而祭天祈福消災，連唐玄宗都擔心滅蝗會違背天命。姚崇列舉魏時發生蝗災不敢滅而導致草木皆盡、饑荒遍野甚至發生人吃人現象的事例勸誡唐玄宗，指出修德免災并非對災禍聽之任之，而是要主動救災，如果為了保護蝗蟲而犧牲人命并招致國家危殆，才是真正違抗天命。黃門監盧懷慎認為天災非人力所能制服，姚崇大聲駁斥道：“撲殺蝗蟲解救百姓是善舉，如果上天降災禍，全由我姚崇一人承擔，決不推諉給別人。”姚崇為民請命的堅強決心終于打動了唐玄宗，玄宗遂下令滅蝗。最終百姓免于災難，天下太平。

　　姚崇不但相信“人定勝天”，還能站在唯物觀點的高度對待身后之事。他告訴子女死后要薄葬，不做佛事。子女不理解，姚崇說，“人死了就如同糞土一樣，沒有任何知覺了，厚葬有什么用呢”。他舉例說，翻譯佛經的姚光、出家的梁武帝、贖過生的孝和皇帝、大興土木修建寺廟的武三思等人，或不得善終，或家破人亡，或慘遭殺戮；而沒有佛教的三皇五帝時期， “父不喪子，兄不哭弟，至仁壽”，傳說中活了八百多歲的彭祖正是生活在這一時代。他總結道：“夫死者生之常，古所不免，彼經與像何所施為？”毛澤東讀至此處，批注：“韓愈佛骨表祖此。”就是說，幾十年后寫《論佛骨表》的韓愈，也是以姚崇之論為基礎的。姚崇并非反對佛教，他反對的是當時統治者和民眾過于沉迷佛教，乃至大肆修建佛寺，勞民傷財，影響國計民生。他曾勸誡唐玄宗，闡述了“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事利益，使蒼生安穩，是謂佛理”的理念。姚崇利用佛教理論和信仰規諫當政者造福民眾、撫慰蒼生，認為這才是真正的“佛理”。這一異乎尋常的政治見解，無疑平添了他作為“大政治家”的內涵。

　　毛澤東年輕時評價歷史人物，喜歡以“傳教者”和“辦事人”來概括。“傳教者”以創立思想學說影響世人并流傳千古，“辦事人”則運用自己的才干為民造福、匡時濟世。姚崇就是一個政見深睿、為國為民的“辦事人”，而且這個“辦事人”還是封建社會中少有的敢于破除迷信、反對沉迷宗教的唯物論者，因此他被毛澤東稱為中國歷史上的“大政治家”。

　　〔作者張澤宇，華南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副教授，廣州 510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