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子龍們的黃金時代過去了?《農民帝國》獲文學獎

　　李建軍，文學博士，文學批評家。有專著《寧靜的豐收》、《小說修辭研究》、《文學因何而偉大》等多種。曾獲“馮牧文學獎·青年批評家獎”、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第一屆勤英文學獎·青年學術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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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打進入互聯網時代，尤其是自從手機成了絕大多數人的體外器官之后，手寫的書信，便越來越少見了。是啊，電子郵件、手機短信，多么便利，多么迅捷，誰還會辛辛苦苦一筆一劃地用筆寫信呢？誰還有耐心等待幾天的時間，讓自己的信慢慢騰騰地抵達收信人的身邊呢？

　　然而，我最近卻意外地收到了一封手寫的來信。

　　更讓我意外的是，寫信人竟然是我素來尊敬的蔣子龍先生。他在手札里這樣寫道：

　　建軍先生：近好！

　　我意外地得到了一本去年第五期的《小說評論》，讀到您評《農民帝國》的文章，有驚喜，有感動，獲得了醍醐灌頂般的教益。在您的褒揚中我受到鼓舞，也悟出了自己的弱點。能收獲一篇您的評論，《農民帝國》就沒有白費力氣。

　　前不久剛在《文匯報》上讀到一篇頌揚您的長文《文學批評因何而偉大》。我一直喜歡讀您的文章，這回算知道您是怎么做學問的了。為了寫這篇文章讀了多少資料啊！心里感動禁不住要表達，不多占時間，再次感謝！并祝時祺！

　　蔣子龍頓

　　201 0.4.1 6

　　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出版

　　蔣子龍，當代著名作家。現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天津市作家協會主席。短篇小說《喬廠長上任記》曾在新時期文學初期引起全國性轟動。還著有長篇小說《人氣》、《空洞》等，均引起很大反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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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由于擔任《中國作家》雜志“鄂爾多斯文學獎”的評委，我有幸較為細致地閱讀了蔣子龍先生的參評作品——長篇小說《農民帝國》。老實說，對他的這部作品，一開始，我并沒有存太高的期望。原因是：外在的，他面臨著所有中國作家都幾乎很難超越的障礙，即對外部的“規約框架”的突破；內在的，他必須克服自己固有的寫作模式的局限，而這，在我看來，難度也非常大。我想，這也是別的一些學者和批評家的看法。我們的莫名其妙的偏見是：每一代作家都有屬于自己的時代，而蔣子龍們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由于價值觀、思維方式和生活經驗的局限，他那一代人已經無力把握和敘述當下這個無比復雜的時代了。不僅此也，有的學者甚至將當代文學的改道易轍，衰萎不振，歸咎于以蔣子龍為代表的“改革文學”的阻滯。蔣子龍先生肯定不能接受這樣的誣枉之論，但是，我沒有看到他惱羞成怒地咒罵批評家，沒有揣度批評家的動機和居心。我以為，這種任人評說的寬容和平靜，體現著一種良好的教養和風度。蔣子龍先生用厚重的創作實績，證明了他的才華和實力，證明了“改革文學”既不是無法繞過的礁石，也不會阻擋探索者自身前行的腳步。

　　完全沒想到的是，《農民帝國》令我驚喜，這是一部了不起的杰作。它獲得“鄂爾多斯文學獎”的大獎，實在是實至名歸。它不僅在小說藝術上達到了很高的水平，而且在對當代生活的把握和理解上，也達到了成熟的境界。為了更完整地理解這部作品，我找來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更為完整的單行本，又津津有味地讀了一遍。一般來講，重讀才是對作品最大的考驗——只有經得起重讀的作品，才有可能是站得住的好作品。

　　為了更有效地描述我的閱讀體驗，為了沿波討源地探尋蔣子龍創作的躍遷軌跡，我又從圖書館借來了多卷本的《蔣子龍文集》，重新閱讀了他的幾乎所有作品。最后，我寫了一篇題為《新國民性批判的經典之作——論〈農民帝國〉》的長文，較為深入地探討了這部小說的敘事風格，以及作者對現實和“ 新國民性”的思考和批判等問題。我沒有想到子龍先生會讀到這篇文章，更沒有想到他讀了會有那樣的感受，會寫信來表示他的謝意。

　　我上高中的時候就讀過蔣子龍先生的作品。他的通脫、明快、樸實的敘事風格，深刻地影響了一個年輕讀者的文學趣味；他的作品所包含的充滿激情的樂觀態度和進取精神，以及人物的不愿循規蹈矩的個性和敢于挑戰的姿態，也極大地影響了一個文學青年的內心生活。確實，蔣子龍先生在我們那一代遍及各行各業的文學愛好者心中的地位，一點也不比“八零后”作家在他們的粉絲眼中的位置低；他的作品所產生的影響力，則是“尿不濕一代”永遠無法想象的—— 要知道，在那個百廢待興、思想解放的時代，文學不僅負載著許多青年的美好夢想，而且還起著為生活導夫先路的作用。

　　然而，我見到蔣子龍先生，卻是很晚的事情。大概是2003年，《羊城晚報》組織了一個文學論壇，我和蔣子龍先生就是在那個會上見面的。會議間隙，我們一起散步，聊起了當下的文學，對一些問題，有著共同的看法。這幾乎是我們迄今為止唯一的一次談話。此后，雖有見面，但大都匆匆而見，忙忙而別，相見既無交談，別后也無聯系。按說，作為后生晚輩，我應該多多向他問安、請益，但我偏偏又是一個在社交上極為矜持和疏懶的人。

　　讀罷子龍先生的這封來信，我非常感動。老實說，在文學批評上，我雖然努力使自己抱著超然的態度，但絕不是一個不屑毀譽的人。作為“ 批評家”，我收到過許多認識或者不認識的朋友的來信，聽到過從維熙、何滿子、謝冕、嚴家炎、張夢陽和臺灣的馬森等前輩作家和學者的讓我受之有愧的“不虞之譽”，但也承受過“不虞之毀”，尤其是某些“著名作家”的東拉西扯的臆度和詈罵，至今讓我猶覺不可思議。一般來講，作家一旦成名，就會更加愛惜自己的羽毛，也會更加在意批評家對自己作品的評價；但是，其中很有一部分人，未能正確地理解文學批評的功能，沒有學會如何以正常的態度對待批評：看到那些把話說豁了邊的贊揚，他們視之為自己應得的獎賞，一點也不覺得難為情；看到質疑的批評，則大為不快，甚至惱羞成怒，認為批評家要么低能，看不到自己的佳處，要么居心叵測，偏要壞他的好事。而蔣子龍先生自出道以來，不知聽到過多少贊揚，讀到過多少評論自己的文章，怎么會在乎我的那樣一篇卑之無甚高論的東西呢？我覺得他寫信給我，完全是由于他的教養。沒有謙虛的德性和博大的胸懷，沒有對別人的尊重和平等意識，就不會有這種教養，就不會降尊紆貴地寫信給一個晚生后輩，就不會真心誠意地“再次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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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者有信來，豈敢不回復。于是，鋪紙搦管，我寫了這樣一封回信：

　　尊敬的子龍老師：您好！

　　惠示收悉。剛從外地回來，所以遲復，請您海涵。

　　謝謝您的理解和鼓勵。您的謙虛，讓我感佩；您的獎贊，使我愧怍。我其實是一個比較“忠厚”的人，雖然還沒有到“爛忠厚”的程度，但也并不具備做批評家的剛健性格和無畏精神。真正的批評家是那種敢于承受傷害和打擊的人，是那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人；他雖然不必像東漢的仲長統那樣“性俶儻，敢直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但卻應該把他的“三可賤說”牢記在心：“士有三可賤：慕名而不知實，一可賤；不敢正是非于富貴，二可賤；向盛背衰，三可賤 ”；他絕不滿足于尋章摘句地玩弄“純文學”，而是以批判者的姿態向社會提供真實的信息，向世界發出正義的聲音。1933年6月18日，魯迅先生在寫給一個被胡適批為“妄人”的曹姓學者的信中說，可怕的“殘虐”，將使“堅卓者無不滅亡，游移者愈益墮落”，甚至，“長此以往，將使中國無一好人”。在我看來，學者的虛與委蛇和不說真話，批評家的二三其德和蒼黃反復，士人的喪失對“可賤”之事的敏感，其后果，將與可怕的“殘虐”一樣嚴重，一樣有害，因為，它不僅會嚴重地淆亂文學評價的標準，而且還將嚴重地敗壞我們的文化環境和精神氛圍。

　　我本來是學問中人，更愿意安安靜靜地讀書，倘有所感所思，持之有故、條分縷析地寫將出來，便很覺愜意。成為所謂的“新銳批評家”，其實是很偶然的事情。我實在看不慣某些批評家一味地向“著名作家”做媚笑，看不慣他們把無大價值的劣作贊為寡二少雙的杰作。偶因讀了幾部這樣的“杰作”和 “經典”，便忍不住寫了幾篇直言無諱的批評文章，誰承想，竟惹得一些朋友怏怏不樂，也將我自己置于激烈“交鋒”的沖突地帶。

　　古人說，事相反而實相成。其實，創作與批評也是互相推助、相生相克的。說真話的批評，可以給作者提供一面自我認知的鏡像；優秀的作品，則能點燃批評家的創造激情，激活他們的思想，給他們帶來閱讀的快樂和言說的沖動。我讀《農民帝國》，就體驗到了這樣的愉悅和沖動。您像陜北的石匠一樣，在生活的石山上，雕刻出了一個個棱角分明的人物形象。您對這個復雜的轉型時代眾生相的洞察尤其深刻，既有著令人震驚的現實感，又有著發人深省的歷史感，極大地超越了詹姆遜所批判的那種缺乏自我認知能力的“文化邏輯”，克服了那種失去感知“整體性”能力的瑣碎和淺薄。郭存先這一人物的塑造，更是了不起的成就。在這個人物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人格裂變和人格毀滅的悲劇，可以看到國民性異化的嚴重情形，而這些人格災難和精神傷痕，幾十年來，并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也沒有被充分地揭示出來。如何治愈這些內在的創傷，如何使他們活得更文明、更幸福、更有人格尊嚴，正是您在這部小說中憂心殷殷地思考的主題。您的這部皇皇巨著，第一次以史詩般的規制和力量，展示了中國人尤其是中國農民的生存現狀，驚心動魄地揭示了中國農民內心世界的那些被層層表象遮蔽的病痛和殘缺，就此而言，它實在可以被當做認識變革時代的中國人精神狀況的豐富而可靠的檔案資料，可以被看作包含著深切焦慮和神圣憂患的啟示錄。

　　系統地讀了您的幾乎所有作品，我感受到了您的正直，感受到了您對我們這個民族尤其是底層人生存境遇的關切，看到了您從事寫作的文化理想。盡管您所敘寫的生活，您所描寫的人物的命運，包含著令人心情沉重的悲劇性，但是，您敘事的語調并不悲觀消沉。您的批判是尖銳的，但也是充滿同情的心的。這是您特有的嚴峻其外、溫熱其內的心情和態度。在您的《農民帝國》中，分明有著始自晚清的嚴復、梁啟超一代，中經魯迅、胡適和傅斯年等“五四”一代，而傳承下來的啟蒙傳統——用更具現代性的他者文化作參照來反觀中國文化，通過充滿理性精神和變革熱情的批判，來實現對“病苦”的療救，來實現對“新國民性 ”的塑造，來實現“新文化”的建設。我把您的那些與“國民性”有關的寫作，同王小波等人的寫作一起，歸納為當代的“新啟蒙寫作”，或者“新國民性批判敘事 ”。這顯然是一種有待成長的寫作模式。我曾經在發表于《文學報》的一篇題為《如何評價當代文學》的文章中說過這樣一句話：“當代啟蒙寫作的旗幟，已經降低到了1976年以來的最低點。”在我看來，在我們這個時代，由于種種可理解和不可理解的原因，許多的作家傾向于選擇安全的方式來寫作，要么滿足于玩弄技巧和形式，要么沉溺于隨意而虛假的編造，要么陶醉于對無聊的個人經驗的敘述，凡此種種，無不表現出與他人經驗的非相關性以及對歷史和現實的非介入性。雷巴科夫說，文學總是關注和表現自己時代最迫切的問題，然而，在我們這里，情況似乎正好相反——作家似乎總是在回避那些“最迫切的問題”。中國當代作家如果想要寫出有價值的作品，就必須改變自己的寫作姿態，就必須直面問題和苦難，就必須承受內心的煎熬和嚴峻的考驗，就像韋君宜寫《思痛錄》那樣，就像陳忠實寫《白鹿原》那樣，就像您寫《農民帝國》那樣。

　　好了，該打住了。強聒不舍地說了這么多，實在與班門弄斧無異，尙乞子龍老師無以放言無忌為唐突。

　　隨后奉寄舊作《時代及其文學的敵人》與新著《文學因何而偉大》二冊，自知畫眉深淺，必不入時，請您閑來無事，隨便翻翻。敬頌著祺

　　李建軍　再拜

　　2010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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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說：“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蔣子龍先生的來信，讓我體驗到了這種“逢其知音 ”的美好感受，也讓我認識到了這樣一個道理：寫作是一種交往的藝術，是心靈與心靈溝通的藝術；真正意義上的作家絕不會委屈而傲慢地認為自己“養活了”別人，而是懷著感恩的心情接受這樣一個事實：正是因為別人的存在，自己的作品才有了產生的可能，才有了存在的價值。我從蔣子龍先生的作品中，從他的來信中，看到了對他者的尊重，看到了一種有教養的風度。2010年5月1日，北京平西府

　　蔣子龍三封電子郵件

　　[第一封]

　　建軍先生：

　　剛讀完您發在文藝報上“五個面影”，就收到了您的親筆信。我當好好再多讀幾遍，里面有對我很有教益的思想，要好好收藏此信。面對您這樣的批評家，我除去感動、欽服，還有惶恐，從不敢指望您會讀我多少作品，不想您竟讀過我的幾乎全部作品，這讓我汗顏！您的大作還沒有收到，許久以來那就是我想得到的。急著外出，慌不擇言，收到大作后再寫。我知道您很忙，不必回復。我有問題要請教時自會寫信。匆匆祝體筆兩健！

　　蔣子龍　頓

　　201 0.5.1 4

　　[第二封]

　　建軍先生：近好！

　　由于是掛號走得慢，昨天下午才收到兩冊大著，正求之不得！其中有些文章在剛發表的時候就曾先讀為快了，還保留著，今后也將作為我的教課書再系統地拜讀。上了年紀，讀書的時間長，寫作的時間少了，正好通過您的書補上文學理論這一課。非常感謝！結識您是老天對我的眷顧。

　　蔣子龍頓

　　201 0.5.24

　　[第三封]

　　建軍兄：

　　休怪我改稱呼，我是真想稱您為老師，又怕搞得自己太過拘謹。這樣則可以讓通話輕松些。我看到您的信就立刻打開了附件，太好了，讓我知道了你寫這篇文章的來龍去脈，至為感動！難怪古人說知音難覓，有一、二便足矣。能結交您這樣的真才——幾乎是獨自支撐著當下批評的信用和榮譽，是我的榮幸。當讀到您的文章時，由于意外地感動，匆匆先寫了那么幾句就寄走了。待信寄走之后又覺得意猶未盡，應該掰開揉碎將心意表達得更準確些。

　　接到您的回信，非常珍貴，里面的思想對我有震動效應，我想對其他作家也會有所啟迪，應該公開發表出來。即使您不寫文章，我也會想辦法公開您的大札。您的這篇文章若《光明日報》嫌長，可交由刊物發，最好不要刪節。

　　您一回信，我就可將您的郵箱保存下來，以后不必對我的每一信都復。再次感謝，真是高興！祝好！

　　子龍頓

　　201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