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6月23日電 香港《大公報》發(fā)表評論文章指出，近年來全球化紅利的漸趨終結、全球經濟不平衡態(tài)勢日濃、各國宏觀調控深陷“囚徒困境”，種種負面因素的合力正使得全球滯脹威脅日益逼近。中國宏觀調控需要更多前瞻性思維，以便未雨綢繆，從而相機抉擇。

　　文章摘錄如下：

　　近期，多家研究機構甚至一些官方組織紛紛發(fā)出警告，鑒于全球經濟增速的放緩以及通貨膨脹的抬頭，全球性的經濟滯脹正初現端倪。只不過，從更為寬廣的角度來看，上述判斷仍然稍嫌樂觀。真實情況則是，近年來全球化紅利的漸趨終結、全球經濟不平衡態(tài)勢日濃、各國宏觀調控深陷“囚徒困境”，種種負面因素的合力正使得全球滯脹威脅日益逼近。

　　這樣一來，處在開放的經濟環(huán)境，作為新興經濟體翹楚的中國自然也無法獨善其身。中國宏觀調控需要更多前瞻性思維，以便未雨綢繆，從而相機抉擇。

　　大宗商品市場的泡沫泛濫，意味著資源重新配置、規(guī)模經濟效應以及發(fā)展中國家受自然稟賦惠及的后發(fā)優(yōu)勢等全球化紅利即將走到盡頭。近期美、日、歐、“金磚四國”甚至越南這樣的新興小國，各自面臨的PPI與CPI近乎一致的“苦戀”傾向，不僅意味著通脹力量的全面覆蓋，同時也意味著全球經濟“高增長、低通脹”勢頭的難以為繼。

　　作為“碾平”當今世界的決定性力量，全球化主導了最近一輪世界經濟的繁榮周期。在全球化進程不斷深入的影響之下，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體以及前蘇東社會主義陣營或主動或被動地投入國際分工大家庭，相應地，全球資源也被重新分配，并逐漸演變成所謂的“全球化紅利”。它的作用主要體現在：

　　全球化進程的深入使得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等擁有龐大勞動人口的新興國家得以發(fā)揮自然稟賦的優(yōu)勢，受此影響，全球勞動力成本也在過去相當長時間內得以維持“L”型的走勢。

　　全球化進程的深入塑造出全球性的生產體系，最終形成了當今世界產業(yè)分布的兩大格局——以美國為領頭羊的西方發(fā)達金融業(yè)以及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制造業(yè)。應當承認，這一分工曾經釋放出巨大的規(guī)模經濟效應。

　　而相比封閉經濟時代，全球化進程的深入還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技術傳播的壁壘。過去十余年(以2007年為分水嶺)，受全球化進程的推動，以互聯網興起為主要特征的新技術革命大大提升了全球單位產品的勞動生產率。

　　互聯網技術的“西風東漸”也為中國、印度等亞洲新興經濟體在信息領域的革新提供了相當成熟的條件，延續(xù)了新技術革命的活力。與以往的經濟周期相比，我們不難發(fā)現，全球單位產品的勞動生產率在這十余年內始終處于不斷上行的周期。

　　這些因素的合力使得本世紀以來全球經濟踏過一波長周期“高增長、低通脹”的發(fā)展軌跡，也形成了2002年中期至2007年中期全球初級生產資料價格飛速上揚與消費物價指數波瀾不驚相并存的特殊經濟形態(tài)。

　　然而，經濟體發(fā)展向來難以擺脫“盛極而衰”的歷史宿命，全球化紅利終究有完結的一日。況且，技術革命與生俱來的周期性特征以及必須要遵循的邊際效應遞減規(guī)律也預示著全球低成本時代終將一去不復返。

　　全球經濟不平衡加劇同樣意味著滯脹周期的迫近。近年來圍繞全球經濟不平衡的熱議早已不再新鮮。但是，多數人往往容易忽略，區(qū)域乃至全球經濟不平衡的加劇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了全球滯脹的一大動力。

　　在全球化不斷深入的過程之中，那些經濟表現良好的經濟體固然贏得了美元資本的持續(xù)青睞，更多不具備發(fā)展?jié)摿ι踔痢胺埏棥睏l件的經濟體卻被美元資本逐漸拋棄。最終，美元對有限經濟體的無節(jié)制逐利演變成全球流動性的過度泛濫，并助推了大宗商品價格的持續(xù)攀升，構成了全球滯脹的主要誘因。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經濟不平衡的加劇不僅表現為各經濟體對美元吸引力的兩極分化，還表現為經濟體主要增長方式的兩極分化——極端依賴個人消費的美國經濟增長方式以及過度依賴出口的亞洲新興經濟體增長方式。

　　在過去相當長時間內，兩極分化的經濟增長方式并行不悖，保持著微妙的平衡。如今，情況正在發(fā)生變化。以2007年度美國和亞洲新興經濟體的貿易數據為例，美國對外貿易逆差歷經數年飆升之后一舉逆轉，相比上一年度下降了6.5個百分點之多，同期，亞洲新興經濟體持續(xù)高燒的貿易順差也開始回落。而今年上半年，美國進口總額繼續(xù)下降的同時，中國、印度的出口總額則在相應收窄。一言以蔽之，貿易領域的深度調整正是全球經濟放緩以及通貨膨脹抬頭的有力印證。

　　經濟全球化的深入也使得各國宏觀調控深陷“囚徒困境”，這在無形中進一步推動了全球滯脹的醞釀成型。

　　處于次貸“震中”的美國，自去年9月以來向市場釋放了大量流動性以扭轉金融機構普遍惜貸的不良傾向，更試圖紓緩本國的經濟頹勢。基于未來預期的不確定性，這部分流動性最終未能很好地起到資源配置的作用，反而加劇了美國資本市場的道德風險，導致了跨境資本更為頻繁的流動以及全球流動性過剩壓力的有增無減。與此同時，那些未受次貸較大波及，本身面臨通脹困擾的國家(例如中國)則需通過緊縮銀根，回收流動性的方式來治理通脹。

　　一方面是流動性的釋放，一方面是流動性的窄縮，受逐利沖動的影響，大宗商品市場最終成為過剩流動性認定的“價值窪地”。換言之，美國延緩經濟衰退的宏觀決策與多數國家治理通脹的宏觀決策經由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聯動機制產生了助推全球滯脹的負面效應，各國宏觀調控由此深陷“囚徒困境”。

　　而“囚徒困境”的客觀存在以及日益迫近的滯脹威脅也對中國未來的宏觀調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國亟需更多前瞻性思維來未雨綢繆。 (蔡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