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6月17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6月17日發(fā)表署名文章說，越南經濟危機如果要演變成為亞洲危機，中國責無旁貸。再者，作為崛起中的經濟大國，中國也應當擔負起較大的責任。但是從九七年金融危機到這次越南危機已經為亞洲經濟大國尤其是中國提出了一個及其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如何履行大國的責任？

　　文章摘錄如下：　　

　　越南近來出現類似1997年泰國“金融危機”的諸多癥狀。一些國際投資公司就開始研判越南的危機是否會擴展和轉化成為另一次亞洲金融危機。亞洲各國政府尤其是和越南有比較緊密經濟關系的國家對此已經表現出了極大的關注。

　　很顯然，如果越南經濟危機轉化成為類似于當年的亞洲金融危機，那么亞洲很多國家就要受到牽連。九七金融危機的陰影剛剛過去不久，誰也不想看到再有新危機的發(fā)生。

　　在亞洲國家中，中國似乎對越南的危機表現出非同一般的重視。概括地說，中國所關切的有三個主要的方面。

　　首先是越南的經濟危機對中國的可能影響。中越兩國是鄰居，兩國的經濟互相依存度也相當高。越南所發(fā)生的危機不可能不對中國產生負面的影響。

　　二是從越南的經濟危機中，中國本身應當學到什么樣的教訓。中越兩國同為社會主義國家，從原先的經濟體制和結構到后來的改革路徑都如出一轍。一些人已經看到，中國經濟本身在近年來也體現出了類似越南的跡象�，F在越南發(fā)生了危機，中國自然要擔心類似的危機是否會發(fā)生在中國。

　　但中國更多的關切是中國怎么辦的問題，就是說中國如何能夠幫助越南度過經濟危機，也就是中國的大國責任問題。

　　迄今為止，美國和歐洲對越南所發(fā)生的經濟危機是觀望�？梢赃@么說，即使這次越南經濟危機演變成為類似1997年那樣的亞洲金融危機，西方也會重蹈覆轍，置身事外。這不僅是因為西方尤其是美國經濟本身現在也面臨很大的困難，也是因為西方并不認為亞洲的危機能夠對西方產生很大的影響。

　　越南盡管經濟發(fā)展很快，但其經濟規(guī)模并不很大，和歐美經濟的整合程度也不是很高。但更為重要的是，歐美從來就沒有認為亞洲經濟的健康發(fā)展是自己責任的有機一部分。

　　　只有在上世紀的冷戰(zhàn)期間，為了戰(zhàn)略上的考量，西方(美國)關注過亞洲一些國家(日本、韓國和東南亞)的經濟狀況。冷戰(zhàn)之后，西方隨著其戰(zhàn)略重點的變化，對亞洲經濟發(fā)展的關注就變得不如以前了。

　　誠然，西方視亞洲為一個非常重要的經濟伙伴，并且亞洲經濟的健康發(fā)展非常有利于西方經濟。但從心理上說，亞洲并不在西方經濟決策者的關切點上。這一心理隨著近年來中國的迅速崛起有了很大的強化。在很多西方人看來，亞洲的經濟發(fā)展是中國和日本那樣的經濟大國的責任領域。

　　西方的“無力”和“無心”表明中國等亞洲主要大國要負起亞洲經濟發(fā)展的責任。中國的決策者們也正是從這個角度來思考如何應付越南經濟危機的。

　　的確，中國在九七年金融危機開始介入亞洲經濟事務。中國在那次金融危機中的表現為中國在亞洲國家中贏得了不少威信與聲望，不僅表明中國是一個有責任的亞洲大國，而且也有能力幫助其他較小經濟體克服危機。

　　越南經濟危機如果要演變成為亞洲危機，中國責無旁貸。再者，作為崛起中的經濟大國，中國也應當負較大的責任。但是從九七年金融危機到這次越南危機已經為亞洲經濟大國尤其是中國提出了一個及其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如何履行大國的責任？

　　如果亞洲各國經濟體的經濟危機尤其是金融危機周期性地發(fā)生，那么就表明亞洲經濟大國就沒有履行好責任。經濟危機發(fā)生了，中國就出手相救。這僅僅是一個經濟大國責任的很小一部分。真正的責任在于中國是否能夠和其他經濟體合作來建立共同的經濟和金融體制來防范危機的發(fā)生，至少能夠把危機的負面影響減低到最低的限度。

　　說到底，在經濟全球化時代，救濟式的幫助已經變得既無效率也不可持續(xù)。一個嚴酷的現實是，在當今世界，所謂的金融危機正在演變成為國際私人資本和各國政府之間的一場戰(zhàn)爭。

　　在全球范圍，各種類型的金融家或者私人金融組織已經積累了龐大的足以摧毀任何一個經濟體的資金。私人資本往往和政治力量結合在一起，一直是經濟全球化最為重要的推動者。

　　顯然，他們也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在今天，私人資本通過由“金融工程師”設計的各種各樣的“金融工程”，可以“席卷”和“掠奪”各個國家人民的財富。就是說，這些唯利是圖的金融工程師可以隨心所欲地制造經濟或者金融危機。

　　那些金融制度不健全而經濟發(fā)展迅速的國家和地區(qū)往往是他們針對的對象。在這場國際私人資本和政府的戰(zhàn)爭中，失敗的往往是政府。各國政府往往面臨各種制度因素的制約，不能采取靈活有效的手段來對付國際資本，但國際資本則表現出巨大的靈活性。創(chuàng)新和風險承擔往往是和國際私人資本而非各國政府聯系在一起的。

　　經濟的全球化已經為很多發(fā)展中國家造就了一個巨大的困局：如果拒絕進入或者被拒絕進入世界經濟體系，那么國家就會停留在不發(fā)展狀態(tài)；但一旦進入這個體系，如果沒有能夠發(fā)展出健全有效的經濟和金融制度，那么發(fā)展的財富就會被國際資本所掠奪。

　　為了發(fā)展，很多發(fā)展中國家選擇進入世界經濟體系。大量的國際資本的流入，在初期的確可以有效促進當地經濟的發(fā)展。但是很多國家在經濟發(fā)展的同時忽視了制度面的建設，同時客觀上說建立一套足以抵御國際壓力的有效的經濟和金融制度需要很長的時間。這就為國際私人資本提供了很好的機會來制造經濟和金融危機，把財富從受害國家轉移到國際私人資本手中。

　　因此，進行制度建設來防御國際資本的掠奪性質和引入外資來發(fā)展本地經濟一樣重要。假設一個國家利用外資發(fā)展了本地經濟，但如果一旦遇到經濟危機就可以得到有關國家的幫助和救濟，那么該國的經濟制度就不會有很大的進步，下一次危機也難以避免。

　　從更深層面來說，越南的經濟體并不很大。但為什么這樣一個并不大的經濟體一旦發(fā)生危機就會連累其他經濟體呢？這就需要人們反思：我們需要什么樣的經濟全球化？或者什么樣的經濟全球化才是值得推動的？另一方面，如果說經濟全球化不可避免，那么我們能夠做什么可以防御和減少全球化所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呢？

　　如果意識到經濟全球化的這些方面，那么中國等亞洲經濟大國也應該知道如何去履行大國的責任了。中國和越南等大多數亞洲國家的經濟相互依賴性已經很深，一個國家出了事情不可能不影響其他國家。但是可惜的是，亞洲國家實際經濟的整合并沒有反映到制度層面的區(qū)域合作。

　　因為歷史的、政治的和戰(zhàn)略的種種原因，亞洲國家還不能建設成類似于北美和歐盟那樣的區(qū)域經濟制度。而一個整合有效的區(qū)域經濟制度就是亞洲國家的“公共產品”。沒有這樣的“公共產品”，亞洲國家很難避免無論是內部因素還是外部因素引發(fā)的經濟和金融危機。

　　從這個角度來看，和亞洲其他國家緊密合作，為亞洲國家提供這樣的“公共產品”才是中國等亞洲經濟大國真正的國際責任。（鄭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