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證監會曾專門發文嚴厲禁止證券公司高管違規炒股，但是禁止歸禁止，違規炒股行為卻沒有收斂。2007年12月14日，視點版《公司高管頻繁違規炒股膽氣何來》一文報道這一現象后，引起了法律專業人士的關注，他們為根治這一痼疾提出了對策。

　　應完善股東派生訴訟制度

　　允許中小股東提起派生訴訟是維護公司和中小股東利益的一種有效訴訟方式，可以較大程度地遏制我國公司控股股東利用控股地位損害公司及中小股東利益的行為，也能有效擴大中小投資者維權的范圍。

　　但是，如果股東無條件地提起訴訟，又可能存在股東濫用派生訴訟提起權的問題，公司將會面臨大量訴訟的困擾而很難甚至根本不可能進行正常的商事活動。如何尋找正當訴訟與阻擋不當訴訟沖突間的平衡點，就成為立法的追求目標和重點內容。

　　我國1993年的公司法中并未引進股東派生訴訟制度，因此更談不上派生訴訟前置程序的規定。2005年，新公司法在廣泛借鑒國外先進立法經驗的基礎上，引進了股東派生訴訟制度。

　　但是，我國的股東派生訴訟制度目前存在一些問題，如，在小股東提起派生訴訟后，控股股東可否通過股東大會作出撤銷股東派生訴訟的決議？原告股東提起派生訴訟后敗訴，是否應該向被告和公司承擔相應的責任等？這些問題都沒有明確規定。

　　股東派生訴訟一方面有被濫用的危險，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成為條文上的制度而發揮不了實際作用。為了使股東代表訴訟能夠真正地運轉起來，必須強化其內在動因的激勵機制的建設。我認為，這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制度構想：一是訴訟費用的補償權制度，二是比例性個別賠償請求權制度。這兩項制度缺一不可。

　　這是因為，賦予其訴訟費用補償請求權以保護原告股東的利益，避免由其個人承擔全部訴訟風險，有利于提高股東提起代表訴訟的積極性。從長遠看，賦予股東比例性個別賠償請求權(即代表訴訟獲得勝訴后，在不損及公司利益和公司其他相關人利益的前提下，提起訴訟的股東可以按其持股比例從公司勝訴利益中獲得一定的收益分配)可以有效地強化股東對公司內部人和大股東的監督力度，杜絕和減少公司內部人和大股東肆意侵犯公司利益的行為，從根本上維護和增進公司利益。(李楓)　　

　　收緊過寬的懲罰機制

　　高管違規買賣股票給上市公司治理帶來非常大的不良影響。如果上市公司高級管理人員都沒有限制地買賣股票，則投入公司治理的精力將大大減少，也不能做到以股東利益為最大化。而且，如果上市公司高管可以隨意買賣自家股票的話，很可能上市公司高管就會利用借殼并購等題材來拉抬股票。

　　由于違規炒股，中興通訊的周蘇蘇和風帆股份的陳孟禮兩名高管買賣股票的收益歸公司所有。而深圳華強的獨立董事周鈺林由于未能獲利，不用為自己的“失誤”承擔任何責任。這說明，對于上市公司高管違規炒股的懲罰過于寬松。

　　我國A股上市公司的高管至少上萬人，證監會的監管并不容易，很多高管也并不會選擇自己買賣股票而委托他人，高管利用內幕交易炒股被查出來的畢竟是少數，大部分查不出來。如果被查出來卻不用受到太大的懲罰，高管鋌而走險的幾率就會大大增加。

　　更重要的是，上市公司無一例外地表示高管買賣股票是“失誤”，我們如何來監督上市公司在高管違規炒股上沒有說謊？

　　因此我建議，應該在法律上和行政上對上市公司高管違規炒股進行嚴格規定。該撤職就撤職，如果涉及數額巨大，上市公司高管應該負法律責任，不能僅僅沒收了事。必須有一套完備的、可操作的法律體系，有嚴格、有效的監管和行政、民事、刑事多管齊下責任追究機制。

　　國家證監部門顯然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稽查總隊的成立就是在強化監管上的一個大舉動，但尚須在健全法規、完善責任追究上加大力度，特別是對上市公司高管違規炒股下一點猛藥，以根治這一痼疾，確保證券市場的健康發展。(郭田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