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被免職的喬洪是調任貴州省國資委，還是仍在接受調查，至今不得而知

　　“公司目前不會接受任何采訪。”5月14日，在茅臺鎮赤水河畔茅臺公司辦公樓11層內，董事會秘書辦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員對記者說。此前一天，茅臺酒股份公司14名董事在6小時車程外的貴陽召開董事會，通過總經理喬洪免職提案。

　　貴州茅臺總經理喬洪被調查傳言一周來，這是茅臺公司惟一的一次透露有關喬洪的信息，但它仍無助于平息質疑。

　　圍繞著貴州茅臺總經理喬洪被調查的傳言已經持續一周，相關方面的沉默使得這樁被證券市場和白酒行業都極為關注的變動，仍然如云山霧罩。

　　周一茅臺的董事會公告更使得迷霧更加濃厚，平靜的事實背后，潛藏著怎樣的利害關系？

　　傳言下沉默的茅臺

　　事情起因于一則貴州茅臺總經理被調查的消息。

　　5月10日，一則流傳于證券市場的消息見諸報端，貴州茅臺總經理喬洪被調查，雖然具體的原因與情形并不清楚，但“被調查”一說得到了多個消息源的證實。此前一天，貴州茅臺股價下挫4.66%，報92元。

　　被傳總經理遭到調查的貴州茅臺股票，隨即在上海證券交易所停牌。公司董事長袁仁國等高管在當日接受媒體采訪時均稱不清楚此事。5月11日下午，貴州省紀委即對本報證實，喬洪確實出事，原因是“涉嫌貪污受賄”。但上市公司第二天并未對此作出回應。

　　隨后貴州茅臺在13日下午召集了一次董事會。地點不是在眾多媒體記者聚集的仁懷市，而是在貴陽茅臺銷售分公司。會后，上市公司發布了一則公告：喬洪將調任貴州省國資委，而對其他此前傳言中的事項未做說明。

　　隨后對于喬洪被調查的原因眾說紛紜。但上市公司對于記者的采訪則一律采取回絕態度。一位中層干部也在回復記者的短信中表示“沒有時間”。

　　惟一回應過守在公司門口的記者的，是茅臺集團董事長季克良，他的說法是，“看公司公告”。

　　喬洪“囤酒”說

　　在去茅臺酒廠的盤山路上，茅臺鎮的一位出租車司機感嘆，2001年時200元出頭的茅臺高度酒，現在已經賣到500元了，而且還不一定能買到。

　　漲價正是高檔白酒行業內最常見的提升利潤的方法。

　　但這一點恰恰可能是主管銷售的喬洪出現問題的地方。相比于眾多關于喬洪被調查原因的離奇說法，更多的人相信喬洪被調查與其在任上主管銷售有關，而事發的原因之一，就是在漲價之前和經銷商合作囤酒。

　　高檔白酒基酒數量有限，短時間內產量的增長可以預計、而且增量很小；而高檔白酒的價格彈性并不明顯。一名業內人士說，這一點對于茅臺尤為明顯，價錢由300元提到500元，買的人數并不會減少多少。

　　在2001年8月到2007年3月，貴州茅臺普通高度酒出廠價提升過4次，從2001年的218元/斤提高到今年3月份的345元/斤，另外，提價頻率也由此前的兩年一次逐漸變為一年一次。

　　一名接近茅臺高層的業內人士認為，在茅臺漲價之前，利用手中權力與經銷商合謀囤酒可能是喬洪及其親屬被查的原因。因為目前在茅臺公司中，計劃外產品的銷售只有茅臺三駕馬車：集團董事長季克良、上市公司董事長袁仁國以及總經理喬洪擁有“批條子”的權力。

　　而喬洪的親屬也被確認牽涉其中，在此前媒體獲得的一封喬洪寫給貴州省領導的信中，喬洪說，“在一切我主管的經營活動中，如果查實我有貪污受賄行為，我愿意接受黨紀國法的處理。”“在我主管的茅臺股份公司，如果我給弟弟批過一瓶酒，讓我弟弟做過一筆我分管的業務，我愿意接受組織的處理。”信的另一內容，則顯現出了喬洪寫這封信的時間。信中說“生產經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大家都在觀望事態的發展，特別是近段時間，茅臺股票裹足不前，按理茅臺酒提價，交通銀行上市等利好消息刺激，茅臺股票應有較大的提升，而近期五糧液已從每股20多元上漲到接近40元。”五糧液股價接近40元的時間是四月中下旬。4月9號到30號五糧液除權之前，五糧液的股價均維持在32元以上，4月13日最高見38.43元。而同期茅臺股價一直在94-96元間徘徊。

　　三駕馬車變雙套車

　　但放在另一個角度里，喬洪調離茅臺以及接受調查，則可以有另一番解釋。

　　喬洪加入貴州茅臺之前曾任貴州省輕紡工業廳副廳長。

　　2000年8月進入貴州茅臺酒廠，不久即擔任茅臺酒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主抓茅臺及其系列酒的市場營銷工作，是構成“季(茅臺集團董事長季克良)、袁(上市公司董事長袁仁國)、喬(上市公司總經理)”茅臺“三駕馬車”的重要成員。

　　1964年即投身茅臺的集團董事長季克良目前已經五次延期卸任，超期服役的季克良在今年年初曾對貴州省委提出退休以及如何安排接班人等，喬洪一度被認為是新任掌舵人的有力競爭者。

　　在喬洪2000年加入茅臺之前，茅臺幾乎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市場銷售。在頭幾年中，茅臺與白酒行業另一企業五糧液的差距拉開。茅臺隨后整個營銷和渠道的建設，都是在主管銷售的總經理喬洪主持下展開。

　　到2004年，茅臺實現銷售收入30.1億元，同比增長25.4%，不及五糧液一半的銷售額，凈利潤卻緊逼五糧液，達到8.21億元，同比增長了39.8%。

　　熟悉喬洪的經銷商說，喬洪人很和氣，做人處事都值得稱道。而此前集團董事長季克良對喬洪的描述是，長著一張娃娃臉……

　　一名食品行業分析師說，目前來看，不管結果怎樣，喬洪已經不會再次回到競爭者行列中，茅臺接班人的問題因此消彌于無形。這從短期來看可能影響公司形象，但長期來看則有利茅臺的發展。

　　而申銀萬國在一份報告中直指，在茅臺工作近7年的喬洪突然被調任事件，短期對公司的市場形象有負面影響，也可能使得股權激勵的預期推后，但與此同時也使得公司通過提高出廠價，來降低市場價與出廠價的差價預期提高。

　　公告澄而不清

　　而貴州茅臺14日的一則公告，使整件事情多少變得有些戲劇性，但卻并沒有使得事情變得更清晰。

　　貴州茅臺13日下午在貴陽的銷售公司召開了一次董事會，隨后在晚10點左右發出一則公告，稱喬洪調任貴州省國資委副主任，而股東大會也因此延期舉行。但未對此前喬洪遭調查等做出任何回復。

　　這份公告本身也并未交代出董事會的真實情形。總經理喬洪也是茅臺董事之一。公告中稱，15名董事中有14名到會，但對于缺席董事的姓名、是否委托他人投票等問題均未提及，而在一般公司的董事會決議中，都會交代這兩個細節。

　　另外，最近一次的董事會召開日期是4月25日，相隔不到20天，當時并未提及喬洪的調動，因此原定5月19日召開的股東大會不得不因增加審議喬洪辭任這一議案而延期。

　　隨后貴州省國資委的態度則使事情的另一面凸現。

　　14日下午記者致電貴州省國資委企業領導人管理處一位處長時，對方稱并不知悉此事。而國資委其他部門也稱，并不知悉，也未收到過相關文件通知。

　　而記者撥打喬洪的手機時，仍然是轉移到信息臺的聲音。在貴州茅臺，辦公樓中執勤的保安說，已經很久沒見喬總了。

　　一名證券分析師則認為，存在這樣一種可能，先將喬洪調離茅臺，再開始調查，這在此前類似的案例中并不鮮見。

　　而另一則來自國資委方面的消息顯示，調喬洪去國資委的任命至少在10日前已確定。

　　記者手記

　　灰蒙蒙的茅臺

　　出貴陽西南256公里，穿過蜿蜒的山峰和赤水河，酒鎮茅臺就臥在群山之間。

　　走進茅臺，一股酒糟的濃郁氣息撲鼻而來。在茅臺鎮外不遠，一條高速公路正在修建，而茅臺鎮也在開始修建新廠區和市區。灰塵混和著酒糟味使得初來者的印象并不好。

　　不過，如果不是辦公樓上碩大的牌子，你很難想到在資本市場上紅火異常的茅臺、被基金經理追捧的貴州茅臺，正是你眼前所見的公司。

　　白酒是這里主要的經濟來源，從仁懷到茅臺13公里的路途上，白酒企業并非只有茅臺一家。而受益于白酒，奔忙在仁化與茅臺之間的出租車司機說，他的月收入在3000到4000元之間，這在當地無疑是“高薪”階層。而他卻羨慕地說，在茅臺酒廠，雙職工一年拿到10萬元很正常。

　　“他們都是在茅臺有房子，在仁懷也有房子。”司機說，私營酒廠老板的身價就更多了，可能以千萬計。而酒業發展帶來的并不只是收益。在茅臺背后的赤水河，已經不見得清澈。

　　在茅臺酒股份有限公司，他們盡管接待記者，但卻沒有對傳言給出任何正面的澄清與答復。當事方茅臺對于整件事情的沉默和“堅壁清野”，使得事情的面目變得模糊不清。(吳敏)

　　茅臺老總去向不該迷霧重重

　　圍繞著貴州茅臺總經理喬洪被調查的傳言已經持續一周，但是，從上市公司到貴州省有關部門，都保持著一種奇怪的沉默，讓投資者、讓貴州公眾，對這樣一件關系到自身利害的事件，無從掌握最準確的信息。

　　貴州茅臺是一家上市公司。而上市公司對于任何一個法定披露信息的隱瞞或扭曲，都可能使部分或全體投資者作出錯誤決策，從而蒙受程度不等的損失。

　　因此，現有證券監管法律為上市公司規定了一種強制性信息披露義務。貴州茅臺確實于5月14日發布公告稱，喬洪因工作原因調任貴州省國資委副主任。但是，媒體調查的結果卻不能證實公告的這一說法。這一公告是否屬實？

　　當然，這一公告本身就十分奇怪：由一家上市公司率先來宣布省政府一位廳局級干部的人事變動情況。本來，這是政府的義務。就在上個月，國務院公布了《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不論按照哪個標準，喬洪是否擔任貴州省國資委副主任一職，都屬于政府部門應當主動公開的信息。

　　市場有傳言稱，喬洪已經受到調查。貴州省紀委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曾經證實了這一點，但是，這顯然不是一個正式公告，而涉及一位重量級的國有上市企業高級管理人員的問題，涉及廳局級官員的問題，是否需要公告？

　　這樣，喬洪，一位廳局級官員、上市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對于茅臺公司具有重要影響的人物，現在究竟是什么身份，是國資委副主任，還是被調查對象，都成了一個謎。

　　為什么信息披露、信息公開制度運轉不良？關鍵的原因恐怕是，相關信息披露制度本身存在不足：未能詳盡地規定，上市公司或者政府未能履行信息披露、公開義務，投資者、公眾可以得到什么樣的有效救濟。盡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辦法》及《政府信息公開條例》都規定了監督管理與法律責任，但是，這些規定過于籠統，過于強調監管部門、政府部門內部的監督，而忽略了為投資者、公眾維護知情權提供便利而有效的救濟渠道。也就是說，缺乏投資者、公眾直接問責的機制。

　　喬洪事件顯示了，在保障投資者、公眾獲得相關信息的權利方面，現有的制度還有不少漏洞。(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