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期間，納稅問題再次成為焦點之一。新聞說，國家稅務總局有關負責人介紹，年所得達到12萬元的納稅人，在年度終了3個月內向稅務機關辦理納稅申報，是新修訂的個人所得稅法規定的法定義務。如果申報期內納稅人不依法申報，就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讀罷感到，強制性和居高臨下居多，而解釋、協商和平等缺乏。

　　公民為何要納稅？也許在很多人，尤其是權力機關的人眼中覺得不是問題，但是事實上卻并非如此。納稅的本質是公民把自己的私有財產和個人收入的一部分拿出來，以契約的方式交給政府，而政府用納稅人的錢來服務于公眾。從這個基本意義出發，目前我國的稅收，在某些方面還缺少充分的法理解釋。

　　納稅人要納稅必須首先承認其私有財產，并且得到法律的保護。目前中國人的私有財產能得到基本肯定的也就是工資收入這一部分，在這個意義上，讓公民交稅也許理由是充分的。但是，除了工資收入之外的其他私有財產呢？比如房產，按現有規定，公民現在所買的房并不是自己的私產，而只是買的70年使用權。可即便如此，也要納稅，包括契稅、印花稅、營業稅、個人所得稅，已購公房要交每平方米15.6元的土地出讓金等，為不是自己財產的東西納稅，于理無據。

　　其次，納稅是納稅人與政府之間的平等和協商關系，而非上下級的權力服從關系。這個概念，是世界各國幾百年來民主憲政過程所獲得的共識，也是對千百年來封建專制制度之下，稅收就是皇帝要百姓和臣下納貢的糾正。納稅的平等和協商關系，始于人類的第一個憲政國家英國，是由《大憲章》確立下來的憲政原則之一。根本原因之一在于，任何人的行動和權利都必須受到法律的限制，尤其是政府的行動和征稅權，應當受到必須的限制。如果沒有限制，政府的征稅就可能像過去的帝王一樣想征多少稅就征多少稅，想什么時候征稅就什么時候征稅。

　　在民主憲政原則下，人民代表或議員可以代表人民與政府協商，對稅種、稅額和稅率等問題，進行充分的討論和議價，雙方都沒有單方面定價權。而且，既然公民交納的稅是讓政府替公眾服務和辦事，公眾和人民代表還可以就政府服務質量的優劣來議定納稅的稅額，正如一個人請了保姆，需要根據保姆的工作表現和質量給予數量不等的報酬一樣。

　　反觀我們現在的稅收申報制度，征稅催收的成分居多了，而解釋少了，透明度低了。僅以年所得達到12萬元的納稅人需要到稅務機關辦理納稅申報而言，只說是新修訂的個人所得稅法規定的法定義務。但是，這個新修訂的個人所得稅規定，是權力機關單方面的規定，還是經由與納稅的主體──公民協商而成，是需要解釋清楚的。同理，其他的稅收也應當有更多的解釋，平等、柔和的催討。從另一層關系來看，由于公眾納稅給政府，是讓后者提供更好和更優質的服務，因而納稅人與政府是主人與公仆的關系。既如此，政府的征稅，就不該是居高臨下的勒令，而應多一些解釋、平等商討的方式。

　　截至3月1日，全國只有近40萬年收入12萬元以上者辦理了自行納稅申報，而稅務機關掌握的數字是，全國大約有2000多萬高收入者。自愿申報人數少，恐怕不能簡單用一句“缺少納稅意識”來概括，因為納稅是義務，同時更是權利。當納稅人并不知道自己享有何種權利時，他多半不愿心甘情愿盡義務。

　　在納稅問題上，需要調整納稅人與征稅者的關系，多一些解釋、協商和平等，而不是居高臨下和威脅，諸如發布“稅務總局稱已掌握大多數高收入者信息”的風聲。而且，政府官員不僅要主動公布財產，還要主動公布自己的納稅情況，起到帶頭作用。如此，納稅人才有可能自覺自愿納稅。(張田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