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當投入醫療事業的公共財政不過多耗費在小部分群體的“好處”上時，全體國民的醫療保障水平才有全面提高的可能。公費醫療制度確實需要及時反思并調整，但首先將大學生群體剔除在外，顯然是搞錯了對象。

　　一位曾參與醫改方案討論的專家介紹說，新醫改方案的最終版將把大學生納入城鎮居民醫保范圍，這意味著今后大學生得自己繳費，不再享受公費醫療的“好處”。(3月15日《齊魯晚報》)

　　公費醫療是我國從1952年就開始實行的一項醫療制度，可以算得上歷史悠久。具體而言，是指“對國家機關、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和部分學生實行的一種免費醫療預防制度，享受公費醫療待遇的群體就醫時，門診、住院診療費、手術費、住院費、處方藥費，均由國家預算統一撥付”。相比還需個人承擔一定自付費比例的企業職工醫保制度而言，全部由國家財政預算撥付的公費醫療，確實有著更多的“好處”。

　　然而，更多的“好處”當然不會是免費的午餐，恰恰相反，公費醫療的每一分“好處”其實都需要公共財政為其支付“真金白銀”。現實中，也正因為有著更多的“好處”，不用白不用的公費醫療也存在著浪費和過度診療等現象，甚至成為醫療保障體系中最為沉重的負擔。從這個角度來看，新醫改方案重新審視公費醫療，并對其做出修正，當然也就十分必要。然而，當大學生成為首個被排除在公費醫療“好處”之外的群體時，如此調整卻是值得商榷的。

　　或許有人會說，大學生畢竟還不是生產者，作為社會消費者，卻享受有著更多“好處”的公費醫療，確實有點說不過去，更何況，大學生群體尚處在風華正茂的青壯年期，他們的醫療負擔本來就不重，甚至可以忽略不計，將這一群體劃出公費醫療范圍，納入城鎮醫保，不失為影響最小的最優選擇。

　　不過，在筆者看來，讓社會生產者享有比社會消費者更高的醫療保障水平，其本身就存在問題。照此邏輯，國家機關的退休人員同樣是社會的消費者，豈不也應該劃出公費醫療范疇？事實上，正因為包括大學生、退休老人在內的社會消費者幾乎沒有收入，或其收入水平相對在職者要少得多，在醫療支付能力上，社會消費者顯然不如在崗生產者。從這個角度來看，醫保制度真要公平，倒是理應對包括大學生和退休老人這些醫療支付能力弱的群體給予一定的傾斜和優惠。

　　另一方面，為了讓有限的公共財政醫療投入產生最大績效，盡可能公平地造福于全體國民，最應該首先劃出公費醫療的其實恰恰是國家機關、事業單位的在職人員。同為在職在崗人員，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職工的收入比企業平均水平恐怕還是要高出一籌的，為何他們卻不需要和企業單位職工一樣，去為自己的醫療繳納一定比例的費用呢？只有當投入醫療事業的公共財政不過多耗費在小部分群體的“好處”上時，全體國民的醫療保障水平才有全面提高的可能。

　　一言以蔽之，公費醫療制度確實需要及時反思并調整，但首先將大學生群體剔除在外，顯然是搞錯了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