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機顯然是2009年中國“兩會”的最大熱點，幾乎所有人都在談金融危機。在本報與和訊網聯合主辦的“問路中國經濟”兩會系列訪談直播現場，全國人大代表、浙江工業大學經貿學院的院長程惠芳，與“環球財經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向松祚先生，一起就危機的根源與中國對策進行了深入研討。

　　金融危機的根源是什么

　　上會前不久，程惠芳剛從美國做調研回來。“這次危機對美國人生活影響太大了！我認識很多教授，退休金、養老金都在股票市場上，市場下跌，現在剩下的錢連零頭都不到，退休金都沒著落了。”她發現，危機前，“在美國，財富就意味著買房子、買股票”，而股票崩盤、房價下跌，好多美國老百姓“都負資產了”。

　　向松祚去年年底去紐約開會，感覺酒店、餐館很蕭條。在街上打了輛“黑車”，司機竟然是一位失業的電子工程師，他太太是某大學的教職員工。“紐約按道理來講是最能抗危機的，但他們也在節衣縮食。”

　　系統地研究了美國60年來的經濟數據，程惠芳注意到，美國產業結構已經嚴重失衡。金融、房地產、社會服務業等加起來占美國經濟的70%。而汽車、化工、機械、裝備等制造業，加在一起才占13%左右。這說明，1980年以來伴隨美國制造業不斷向國外轉移，美國經濟就是以房地產、金融和個人消費支撐著。

　　由此引發的最大社會矛盾是“兩極分化”。玩金融的高管們的年薪成幾何基數增長，而在一些傳統產業的工作者、一般美國老百姓的收入不增反降。程惠芳的統計發現，美國過去25年，有15年平均工資是負增長。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一方面是房地產和金融互動催生了資產泡沫，另一方面是制造業轉移，大批工人失業，同時高技術產業比例也下降了7%。實體經濟的競爭力越來越小，虛擬經濟無限膨脹。一邊是用“次貸”刺激消費，鼓勵沒錢買房的老百姓買房；一邊是金融衍生品越玩越大，這樣矛盾積累起來，必然爆發危機。

　　在向松祚看來，這一輪全球范圍巨大的危機，根子還是“美元過度發行”。但他強調，這一次“不是美國一家的危機，是全球化時代第一次真正大的危機，”如果各國不對此有充分共識，就不可能找到真正出路。

　　危機給中國帶來“戰略拐點”

　　美國經濟去年第四季度按年率負增長6.2%，已經有明顯衰退的跡象。依據歷史經驗程惠芳預測，1932年時大蕭條經濟負增長達13%。“看來這次危機最糟糕的估計可能達到負10%的增長”。

　　而向松祚表示，這次美國金融危機將遠遠超出中國人的估計，“我個人判斷有可能到2011年才會出現轉折。”

　　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中國如何應對？

　　在浙江，企業在危機中的表現不盡相同。比如娃哈哈等以內銷為主的企業，受到的影響較小。而萬向集團做汽車零配件，以外銷為主，就比較艱難。據說，萬向的掌舵人魯冠球在危機嚴重的一段時間，好多天睡不著覺，他對朋友說，做企業35年多了，自以為很成功，可以蓋棺定論了，而這次危機到來才發現言之尚早。

　　程惠芳認為，兩會上透露出的信號很明確，中國政府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振興十大產業計劃等“一攬子計劃”，目的是要確保中國實體經濟的安全。“我們省的代表討論，總結一句話，有信心就有思路，有思路就有出路，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恰恰是美國的教訓，讓中國發現了危險所在。程惠芳說美國產業失衡至少有兩點教訓讓我們吸取：一個是片面依靠房地產、金融業拉動經濟增長是不可持續的，2007年上半年中國也出現過這個苗頭；另一個，有些區域經濟、地方經濟過渡依賴房地產拉動經濟是不行的，中國還是要加強制造業和實體經濟。

　　向松祚認為，如果處置得當，中國是最有機會在這次金融危機之后成為“全球經濟的引擎”。關鍵要看，中國這個13億人口的“全世界最大的市場”，怎么樣把潛在的需求轉化為現實的需求，把潛在的消費轉化為現實的消費，把潛在的購買力轉化為現實的購買力。

　　他表示，這次危機發生在改革開放30年,恰恰又是一個“戰略拐點”。中國特別需要“四個革命”：

　　第一是金融革命。要向美元學習，把人民幣逐漸培養成真正的世界貨幣，從現在開始，中國應努力參與創造和分享國際的一般購買力，就是“人民幣盡快國際化”，以人民幣為中心盡快建立區域性貨幣。

　　第二是消費革命。加大國內金融服務體系的建設，“我們全國70%、80%的人沒有享受到金融服務，農村的七八億人口享受到金融服務非常少。”只有金融市場覆蓋到全國，通過金融手段實現信用消費、完善信用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中國人的消費才能上去，才能構造龐大的內需市場。

　　第三是產業革命。允許民營資本和國有企業在公平的條件下競爭，在裝備制造業、教育、醫療領域，允許民營企業和社會資本進入，打造中國的具有世界競爭力的大企業。

　　第四是思想革命。在中國的學術界，尤其是經濟學界，應消除“崇洋媚外思想”。“如果中國人提不出一套我們能夠解釋全球經濟、世界經濟的思想體系，很多問題就會無解。”向松祚說：“我們應該坐下來，認真系統總結中國30年的經驗，這是對世界整個思想文明的巨大貢獻。”

　　程惠芳也贊同，“必須要總結中國模式、中國的制度管理以及背后蘊含的中國文化，而不是盲目遵循西方標準。”她說，國際金融危機給中國“戰略機遇”，將使中國加快從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的轉變，而這里要做的工作很多，比如構建自己的國際生產體系和國際營銷網絡、經營好中國的品牌。

　　最關鍵的，中國政府要加大對骨干龍頭企業的創新能力和競爭力的提升，支持他們加快發展中國的跨國公司。兩會期間，張德江副總理到浙江代表團做客，專門提出浙江企業要實現“狼變虎”、“魚變龍”，就是要利用一切機遇，打造中國的跨國企業。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中國的角色是‘中流砥柱’”，程惠芳說，這一輪全球范圍內的危機，中國能否實現力挽狂瀾，對世界起到應該有的作用和貢獻還要拭目以待，“我對此抱有信心。” (記者 王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