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的慈善行為雖然可敬，但對現代國家而言，扶弱救貧的主要底牌卻不能全押在富人慈善的善意之上，而需要制度化的社會慈善去支持。遺產稅是一個很好的突破口，因為市場經濟時代調節社會分配不公的最佳手段，就是通過財稅立法和可執行的財稅政策來實現

　　被稱為“中國首善”的陳光標近日稱，他將向全國兩會提交提案，呼吁向富人征收遺產稅。他還表示，近期將往災區捐獻2000臺電腦，捐給災區的孩子們，讓他們有個學習的好環境。

　　開征遺產稅的提案由中國首善提出，而非其他代表委員，象征意義特別彰顯。陳光標從“首善”之舉到倡議遺產稅的政治立言，可謂中國市場創富濃縮的社會縮影。曾幾何時，中國富翁不慈善、少慈善、無社會責任意識為中國社會所詬病。但是近年來，富翁慈善、名人慈善也逐漸活躍起來，尤其是去歲的四川汶川大地震，成了考驗中國富人和名人慈善的道德場。金融危機時代，中國富人的慈善意識應該說也逐漸和先進的慈善國家接軌，陳光標“巨富中死去”的“恥辱論”就是借用鋼鐵巨頭安德魯·卡內基的名言。而曹德旺捐股式慈善也頗有比爾·蓋茨的風范。

　　富人的慈善行為雖然可敬，但對現代國家而言，扶弱救貧的主要底牌卻不能全押在富人慈善的善意之上，而需要制度化的社會慈善去支持。遺產稅是一個很好的突破口，因為市場經濟時代調節社會分配不公的最佳手段，就是通過財稅立法和可執行的財稅政策來實現。而遺產稅在中國恰恰是個空白，從法治語境上講是無法可依，從市場環節上言是少了調控收入均衡的閥門，財政上更少了一個公帑來源。更重要的是，遺產稅的設置內涵上具有普遍性和公共性，適用于所有人，但在外延上設定的極有可能是特定納稅人(富人)。因此，這一稅種起到了平抑兩極分化和進行制度化二次分配的公平作用。所以，遺產稅的設置有別于富人良心發現式的個人慈善，而能形成規范所有人并通過公共途徑惠及所有人的社會慈善作用。

　　中國當前缺的就是制度性慈善；中國社會亟需的，也是新富者階層和社會公眾集體有意識的財富觀覺醒。“中國首善”陳光標的遺產稅提案的現實民生意義在于，代表各階層利益的代表委員們，應該從自我階層的利益藩籬中解放出來，立足于國家利益并關切民生所求，為權利型的公民社會和穩定型的橄欖型社會發出理性建言。

　　如果說，某某富商捐獻了多少財產還只是道德化的人性的善；那陳光標的遺產稅的倡議也可說是構建了法治化社會之善的坐標。(張敬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