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發展觀不僅不能因危機而受阻、暫緩，更是應對危機的根本之道

　　隨著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沖擊凸顯，舉國面臨“保增長”重任。此時，全黨動員參加的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也持續深入。在這一關節點上，中央強調，要把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同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克服經濟發展困難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

　　如何在保增長的過程中把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真正貫徹和堅持下去？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的多名專家認為，此次危機把中國過去欠科學的發展弊端更加暴露出來，科學發展觀正是從根本上應對類似危機、為中國發展奠定更堅實發展基礎的良方。因而各地“保增長”的實踐中，更應注重長遠，厲行科學發展，以固本強元。“這一輪調整對中國后三十年的發展太重要了”，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一鳴說，“我們傳統的增長模式快到頭了，需要有一個根本轉型。”

　　具體就當下而言，專家們提醒，要對國家應對危機一攬子計劃的落實予以足夠的警醒，保增長不是單純為了把GDP數字做上去，應切實把保增長與保民生以及擴內需、調結構有機結合，防止舊有發展模式復歸，尤其要拒絕“兩高一低”、形象工程、政績工程。

　　拒絕“兩高一低”

　　去年11月，國務院出臺擴大內需十項措施，舉國為之振奮。同時，社會各界擔心4萬億快速投資會否出現損失浪費。

　　2月19日，審計署表示，為確保中央4萬億元投資以及其他各項政策措施的貫徹實施，審計署對4萬億元投資進行了重點審計監督，目前未發現重大違法違規或者重大損失浪費問題。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常修澤研究員指出，以后會不會有問題還不能打包票，對此的審計等監督方式不能松懈。

　　多位受訪專家指出，緊跟“4萬億”出臺后，至少有兩個苗頭值得警惕。

　　其一，“跑部錢進”現象集中出現，權力介入經濟后要防止腐敗。10年前高速公路建設是重點，國家投資集中在公路上。公路建起來的同時，全國各省交通廳長倒了17個。未來兩年高達4萬億的投資規模，介入經濟的權力如何經得起誘惑？

　　其二，到11月底的時候，24個省市公布的投資計劃總額已高達18萬億。盡管有統計口徑的不同，但盤子仍達國家計劃的4倍之多。專家分析指出，這一數字只是“計劃”，實際上做不到。但其中顯現的“大干快上”沖動卻必須小心。常修澤說，這個時候：每個投資項目都要進行必要的、科學的可行性論證，更要有項目投入、產出的比較，不能盲目建設，不講效率。

　　“保增長千萬不能走老路，否則，保增長可能是方向性的失誤。”廣東省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魯開垠稱，保增長決不能搞低水平重復建設，決不能“飲鴆止渴”，把那些已經或準備淘汰的落后產能再重新扶持上馬。保增長決不能沿用粗放式的經濟增長方式，一定要避免急功近利的短期行為,真正把經濟增長建立在提高質量、優化結構、增加效益、降低消耗的基礎之上，正確處理好與快、質量與速度的關系。保增長決不能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傳統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增長方式是在自毀家園，使我們的生存環境惡化，使我們的發展難以為繼。

　　對此，中央在擴大投資決策時已有所預防，強調從源頭上防止出現重復建設、破壞環境和產能過剩等問題。日前，中央再度強調，要防止盲目投資沖動，嚴格按照項目審批和建設程序辦事，堅決防止新一輪高耗能、高污染、低水平重復建設，確保工程質量，絕不能搞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和脫離實際的“政績工程”。

　　“按照中央的部署辦事，是不會有重復建設等問題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鄭新立對本刊記者樂觀表示。

　　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也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在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這幾年中，“情況好多了，地方政府也不傻，水搞得很臭，官員們也聞不下去，現在不會隨便就去上紙廠這樣的高污染項目的。”

　　不過，面對保增長的壓力，受訪人士對此番擴大投資的執行與落實環節仍有一定程度的擔心。據此前的媒體披露與本刊采訪，在項目把關方面，存在著一定的“松動”空間。

　　周天勇認為，在擴大投資時應注意，“環評、設計、勘察等環節，該做的還是要做，不能為提高效率而走形式。”此外，要對項目做好統籌，合理使用資金，并在實施過程中加強監管。

　　除已在進行的紀檢、審計監督外，專家們建議，人大、政協的監督平臺也要在其間動起來，此外，也要擴大媒體、公眾這樣的外面監督空間。

　　保能就業的增長

　　自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后，保增長已成為各級黨委和政府的首要任務。今年1月的幾項宏觀經濟數據出來后，尤其是出口下降幅度高達17.5%，鄭新立告訴本刊記者，此間的憂慮感與緊迫感更為深重。

　　“在實現保增長目標的努力中，要更加自覺地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中央指出，要把改善民生作為保增長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專家稱，這正切合科學發展觀的核心“以人為本”。魯開垠說：“保增長決不能以GDP為發展目標，GDP是改善人民生活的手段。”

　　胡錦濤總書記去年12月在遼寧考察時強調，“越是在經濟困難的時候，越要高度關注民生。”有評論稱，這提醒各級政府在“保增長”任務繁重的時候，更要把群眾冷暖掛在心頭。

　　在前述“4萬億”投資中，包括保障性安居工程、農村基礎設施、醫療衛生、文化教育事業、農業補貼等項目，民生導向很明顯。

　　作為民生之本，就業問題在此次危機影響之時備顯突出，尤其是農民工與大學生的就業，令各界牽掛。當下，保就業幾乎達到與保增長同樣的高度。與宏觀數據的下降相比較，失業及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對老百姓的影響更為直接，也更為根本。

　　“保增長，是保能就業的GDP的增長。”在研究今年的經濟與就業形勢后，周天勇如是斷言。

　　與此相關，周天勇認為，擴內需，最為基礎的是勞動者有保住和增加工作的機會，有工作才能有收入，有收入才能有支出，有支出才能保內需和擴大內需；而調結構，則是在企業規模結構上發展能大量增加就業的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在產業結構上大力發展能大量增加就業的服務業(其中大量的也是中小企業)。

　　“這樣的宏觀調控取向，才是以人為本，以民生為本，而不僅僅為了保增長而保增長。”周天勇說。

　　周天勇說，比起基礎建設、資本密集型企業，中小企業、勞動密集型企業對就業的吸納能力更強。為了保能就業的增長，財政政策的關鍵是要對能大量吸收勞動力就業的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減免稅費。

　　他特別提醒，由于地方政府經濟下行，賣地收入與稅收減少，而建設支出與民生支出又將加大，要防止地方政府為彌補財政缺口反其道而行之，對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這些急需要減免收費和稅收的經濟主體，加大收費和收稅的力度。

　　常修澤也稱，約80%的就業靠民營企業、中小企業，相比國企、大企業在過去和當前受到的重視與扶持，前者所需的扶持力度也需加大。

　　國務院常務會議2月19日原則通過輕工業調整振興規劃，有關研究機構認為這有助于減輕就業壓力，尤其是規劃中提出“加大對中小輕工企業的財稅和信貸支持”，將有較大幫助。專家們希望能盡速出臺更多具體而有力的措施。

　　在民生的另一重要領域社會保障方面，社會保險法立法過程在近來受到強烈關注。有專家將其與美國羅斯福新政時期通過社會保險法案的成功經驗相類比并指出，在經濟困難時期，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既可為社會穩定減震，防止經濟困難轉化為社會不安，也可催化消費需求，切合擴大內需之旨。

　　除短期的功利性取向外，專家指出，它更深層次的意義在于，此乃“政府與人民的契約書”，科學發展觀的核心價值所在，社會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因而，無論當前還是長遠，改善民生才是最終出發點與落腳點。

　　“民生是天，民生保不住，別的措施意義就大大削弱。”中央黨校研究生院副院長劉春教授說。

　　快慢結合救急治本

　　此前，有專家曾指出，許多地方黨政干部經濟建設習慣于傳統模式，陷于政府主導、重化工領先、大企業大項目帶動的思維定勢上，政府推進發展的模式越來越強化，政府試圖包攬一切的意識也越來越強。

　　而在應對危機的狀態下，短期內不能不依賴政府投資，周天勇認為，“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政府不拉不行。在沒有最優的情況下，次優也可以。”中長期來看，走出困難仍然要靠社會投資的積極性。

　　如何使政府投資真正啟動社會投資，是鄭新立最關注的事。他說，政府投資的意義不在于其本身投多少，而在于示范帶動效應。2009年投資總額將達18萬億元，政府投資2萬億元，大部分要靠社會投資。企業有錢，但不敢投；銀行有款，卻不愿貸。當前要著重提振企業投資信心、銀行貸款信心，把好鋼用在刀刃上，發揮好市場機制的作用，只有這樣，政府投資才能“四兩撥千斤”。

　　接受本刊采訪的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研究員進而指出，政府的投資一定要建立在以市場為基礎配置資源的前提下，在推動投資的同時更要推動市場機制的建立。比如資源價格形成機制，現在應該是改革的最好的時機，未來幾個月是關鍵時期。

　　“往下滑的時候，最緊要的是剎車，到底部后再來維修。”王一鳴也對當前的舉措表示理解。

　　經濟社會發展中原有的諸多不協調之處，如消費率偏低、服務業發展滯后等，有可能被“短期”手段加重。專家們提醒，一定要分清短期與中長期，標本兼治。

　　加快發展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是保增長的主攻方向。“當前是國際與國內問題交織、短期與長期問題疊加，防范不科學發展，關鍵是把保增長與調結構結合起來，把解決短期問題與長期問題結合起來。”遲福林說。

　　近來中國政府應對經濟下行的一系列計劃中，重投資的傾向明顯。常修澤解釋，從理論上和戰略上，應該將經濟工作的基本點放在擴大消費上。但是，啟動消費難度比較大，見效慢。因此，擴大消費是個“慢變量”，擴大投資是個“快變量”。也就是說，擴大內需，短期靠投資，長遠靠消費。

　　在中央對進一步改善投資與消費比例的要求中，增加居民消費特別是農民消費是擴大消費需求的重點。

　　國務院已原則通過的十大產業規劃中，除物流業外，主要屬于第二產業，綜合各種應對措施看，重化工業、國有大型企業相對較受重視。常修澤希望，接下來，服務業方面也能有更多類似的較全面政策扶持。

　　有些地方已先邁出一步。常修澤告訴本刊記者，他曾參與討論去年底通過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在“構建現代產業體系”一章中，“優先發展現代服務業”被置于首位，隨后才是“大力發展先進制造業”等。

　　廣東省于2007年年底即開始“騰籠換鳥”，進行產業升級與轉移，不過后來又面臨與“救企業、保就業”是否沖突的爭議。常修澤稱，按他的理解，推進產業升級是戰略需要，但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級別不高”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在“戰術”上還得保持、發展，當然，救企業也不是籠統地救，高污染、高耗能者不在此列。(記者湯耀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