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5日，美國宣布對獲得政府救助的金融企業高管實施限薪令。隨即，中國版限薪令也應運而生，但是，我國的限薪令不僅沒有像美國限薪令一樣廣受歡迎，反而引發民間更激烈的討論和非議。(2月18日《信息時報》)

　　為何類似的政策，引發的民議卻大相徑庭呢？筆者認為原因主要有三：首先是限定標準不當。美國規定其高管最高年薪不得超過50萬美元，中國限薪令限定金融國企高管年薪封頂數為稅前280萬元。很明顯，華版限薪令是參照了美國的標準。但280萬元的封頂數顯然忽視了中美國情差距，因為，美國普通職工年收入在3至5萬美元左右，金融高管50萬美元年薪相當于普通職工的12.5倍，按此推算，中國職工年收入均值應在22.4萬元，事實上，我們遠達不到這一標準。

　　其次是限定對象不當。華版限薪令主要針對國有和國有控股金融企業，而諸如民生銀行、深發展、中國平安等薪酬最耀眼的金融企業恰恰不在限定之列，因此，對這些企業的高管，限薪令就無從談起，也就實現不了事實上的分配公平。

　　再次是限定范圍不當。我國限薪令限定的只是國企高管現金收入的一部分，而企業高管收入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獎金等激勵性收益，但限薪令并未對該部分進行限制。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使是給馬明哲天價薪酬，也難以起到約束作用，因為其年收入含有年度獎金及長期獎勵首期首次支付。

　　所以，在世界金融危機這一特殊背景下，我們對企業高管制定和實施限薪令，絕不能盲目跟風，既要具有中國特色，又要平衡各方利益，否則，不但企業不會答應，就連普通老百姓也不會領情。(郭安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