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兩會期間,珠三角產業轉移再次引起普遍關注,加上汪洋書記之前曾強調對“騰籠換鳥”戰略要“不干出成效,誓不罷休”,在經濟危機的宏觀背景下,廣東“騰籠換鳥”的決策一時贊揚者眾多,各種非議也時有所聞。筆者則認為,騰籠換鳥和產業、勞動力雙轉移政策的提出和實施,不但及時,而且必須。廣東省是否能夠破除干擾、把“騰籠換鳥”戰略貫徹到底,將直接影響下一步改革開放和科學發展的成敗。在國際金融危機深入影響的當下,這尤其需要上下一致的政治決心。

　　“騰籠換鳥”集中了兩種產業升級模式的優點

　　騰籠換鳥戰略的提出和實施,是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攻堅戰役,其必要性來自于對舊有發展模式的深刻反思。要實現新一輪改革的宏偉藍圖,就必須實行徹底、全面的發展模式轉換。這不僅僅是廣東一隅產業升級的表面問題,而是涉及到21世紀的中國需要怎樣的發展道路這樣關鍵性的問題。究竟是繼續把經濟發展建立在遍地開花的低附加值產業基礎上,還是建立在強大的高附加值新型產業的基礎上；是一味代工模仿,還是力求自主創新；是以自然資源耗竭為代價,還是實現綠色發展、可持續發展；是單純強調GDP、增長率,還是同時也重視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果,等等。“騰籠換鳥”戰略提出“把勞動密集型的低端制造業轉移出去,引進先進制造業、現代服務業和價值鏈高端產業”,其實就是對這一系列關鍵性問題的正確回答。

　　從國際經驗來看,初級產業的更新換代是從發展走向發達的關鍵過程,也是經濟發展從“起飛”階段向“穩定持續增長”階段過渡所必需的調整。美國和西歐都曾經歷過這樣的歷程,二戰以后,亞洲和拉美新興工業國家和地區的發展亦印證了這一重要共識。日本、韓國等“發展型國家”,由政府通過直接干預和間接引導,在較短的時間內成功實現了國民經濟產業結構的更新換代,進入發達或比較發達國家的序列；而先發的工業國家和地區(如美國、歐洲)和極少數后發經濟體(如中國香港),在它們各自的轉型階段,則選擇主要依靠市場力量對落后的產業和產能進行淘汰,政府只進行必要的規管和監督,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值得注意的是,廣東實施的“騰籠換鳥”戰略,非常強調由政府利用市場機制,逐步引導企業進行轉移,以實現宏觀經濟規劃的戰略意圖。其關鍵點是尊重市場規律,把政府和市場的作用結合起來:既發揮政府對于產業轉移和升級的宏觀引導作用,也注意保護市場機制、利用市場力量實行產業和產能的優勝劣汰。這個新模式把亞洲新興經濟體的“政府主導型”與西方先發國家的“市場主導型”兩種產業升級模式的優點集中起來,努力在市場機制和政府調控之間尋求最優平衡,勢必對未來發展中國家的產業升級樹立一個新的和具有示范效應的“中國模式”和“廣東模式”,其影響和意義都將是深遠的。

　　部分企業經營困難更說明“騰籠換鳥”的必要性

　　有人指責“騰籠換鳥”會對所謂中小企業的生存造成威脅、有所“急躁”,筆者認為這種指責是沒有道理的。首先,產業升級中被自然淘汰掉的是在市場中無法適應和生存的產業和產能。把落后產能與中小企業這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等同起來,是混淆或曰偷換了概念。正如很多高新科技產業都是由中小企業發展而來,中小企業不等于落后產能；而被市場力量所淘汰的落后產能也未必都來自中小企業。其次,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機中,把一些以初級制造業為主、勞動密集型的企業在經營上的暫時困難歸罪于“騰籠換鳥”戰略的實施,這并不公道。因為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金融海嘯影響下國際消費市場的萎縮,造成外貿訂單大量削減,是這些企業經營困難的最直接原因。第二,新勞動法確立的對勞動者工時、薪酬和福利的保護,使得少數原本以過度剝削勞動者為基礎的“血汗工廠”難以為繼。第三,國家對出口退稅政策的調整,也讓少數過度依靠國外市場和出口退稅的外貿加工企業無法繼續生存。第四,人民幣的適當升值亦使得以加工貿易為主的企業在國際低端消費品市場上的價格優勢大為削弱。種種因素疊加起來,才是造成目前部分初級制造業企業經營困境的根本原因。

　　這些情況恰恰從反面說明,這種過度依靠國際市場、低附加值、低技術含量、高能耗、高污染、高勞動強度的傳統式發展模式在國際經濟變革的浪潮中是多么脆弱；而盡快實現產業的升級換代,確立新的、更為科學的、更有可持續性的發展模式的任務又是多么必要且緊迫。

　　抓住時機必須做些什么

　　當前的金融危機是“危”,更是“機”。其機遇性在于,金融危機所釋放的巨大的市場變革力量,足以對存量產能進行一次自然的梳理和滌蕩,讓那些能夠適應新的市場格局和發展模式的產業和產能生存下來,而且在將來發展得更快、更好。決策者自然應該牢牢把握住這個稍縱即逝的時機,借市場之力,加強政府引導,以最小的代價完成發展模式的深刻轉換,讓經濟發展的列車迅速駛上科學發展的快車道。

　　轉換發展模式、實現產業和勞動力的雙轉移,關鍵在于吸引新的高附加值產業,并盡快形成產能。為了成功達致這個目標,筆者認為有幾點是值得重視的:

　　策一,認真保護知識產權,著力保護企業的創新能力和創新積極性。創新是現代經濟發展的根本源泉和動力,也是21世紀的核心價值觀。要吸引有創新能力的企業安家落戶,就必須切實保護他們的創新成果,從而保護他們從事創新的積極性。特別要堅決依法打擊以抄襲、盜竊他人創新成果為業的所謂“山寨產業”,不能任其泛濫成災。

　　策二,著力建設良好的信用環境。在一個現代市場中,政府的主要職能之一就是保護市場主體的契約權益,其主要手段就是通過信用管制,減低交易成本,維護整個社會的契約體系正常運作。一個良好的信用環境,也有利于創造良好的金融市場和融資環境,這對高附加值產業、總部經濟、創意產業等價值鏈高端產業的發展意義尤其深遠,不可輕忽。

　　策三,下大力氣加強法制和治安環境的建設。無需多言,良好的治安環境是吸引高端產業和高素質人才的必備要素。法制環境的建設更關乎市場及政府行為的透明度、可預見性和國家對市場規制的強度和力度,這是建立現代產業體系的必要條件。

　　策四,需要進一步加強對農民工再教育、再培訓的投資力度。產業升級和結構轉換,需要大量的擁有一定專業技能的勞動力。因此,對于在粵農民工群體和其他潛在勞動力群體的再培訓和再教育的需求極為迫切。政府不妨考慮投入一定資金,設立面向在粵農民工的、類似香港“毅進計劃”的職業培訓計劃,讓農民工群體在轉工期間或者工余時間接受由政府資助的必要技能培訓,以適應產業升級換代對高素質勞動力的需求。從長遠來看,這樣的職業培訓計劃可以考慮擴展到農民工的輸出省份。即由廣東省和農民工輸出地政府共同出資,把技能和職業培訓的時段前移,讓農民工在來粵之前就能在各自家鄉接受必要的職業訓練,這必將對未來廣東高端產業的發展發揮積極作用。

　　順利實現廣東省特別是珠三角地區的產業升級和產業、勞動力的雙轉移,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攻堅戰,也是把改革開放向縱深推進的前奏曲。實施這項工程,關鍵在于解放思想、抓住時機,樹立上下一致的政治決心。惟有如此,才能切實認識到樹立新的發展模式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才能真正地把科學發展觀這一根本指導思想轉化為一切行動和一切工作的指南。在30年改革與發展的艱苦歷程中,廣東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最前沿,總是走在時代的前列,為我國的改革、發展和穩定不斷開辟著更新、更好的道路。廣東今天正在經歷的一切,必然對中國在21世紀的發展起到極其重要的承先啟后的作用,也必將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科學發展的宏大史詩中留下濃墨重彩的絢爛篇章。(作者閻小駿 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