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揭露了金融業“高薪門”背后的潛規則。“限薪令”的全球性勝利，不僅是道德話語權的勝利，而且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納稅人奪回本該屬于自己的資產話語權。

　　奧巴馬的這個說法最直截了當：“我們不詆毀財富；不嫉妒成功之人。然而令人不快的是，高管失敗了卻還受到獎勵，特別是這些獎勵還需要納稅人來掏錢的時候。”令華爾街高管在“限薪令”面前敗下陣來的，顯然主要不是道德覺悟，而是他們在資產話語權上的理屈詞窮。

　　用反對行政干預的呼聲封住政府的嘴，不過是市場化先生一向慣用的實用主義的拿手好戲。自從進入貨幣交易的商品時代以來，任何一種市場化的所謂進步，都是市場和政府行為互動的結果。資產的私有化程度，也無不是同政府對包括金融資源在內的市場資源的分配和調度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就此而言，所謂市場化，從來就不是以反對政府干預而是以尋求政府保護為前提的。如果不管以往的財產分配是否公平，也不管今后在此基礎上的再分配是否有可能更不公平，政府都只能保護不能干預，這絕不是市場的進步，而是倒退。

　　早些時候曝光的國泰君安“高薪門”事件告訴人們，在我國，財富向金融企業集中，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天道酬勤”的結果，而是由處在經濟結構頂端的金融業的壟斷地位所決定的，在我國市場機制尚不健全的條件下，更是同行政干預下的不公平的利益輸送和利益交換機制分不開的。并不是資產的私有化成就了金融企業的高效益，而是不同程度的公權私用成全了金融業高管薪酬不同程度的高價化。一方面，國家注資、金融資源的壟斷經營以及大量單邊輸送的政策利差，才使得一些金融機構一個早晨就完成了丑小鴨變金鳳凰的演變，甚至未經脫胎換骨就變成了表面上資質似乎最為優良的上市公司；另一方面，隨著股份制改造的完成，不僅相當一部分金融機構搖身一變成了所有制概念非常模糊的“四不像”，就是原來的幾大國有銀行也有了讓公司治理機制快速進入“雙軌制”的理由。金融機構的體制改革的對去國有化傾向的盲目追求及其在國有資源配置中的壟斷性流連忘返的占有，銀行金融機構官員揮之不去的任命制和高管薪酬激勵機制的所謂市場化，就這樣構成了天生的一對難分難解的矛盾。

　　美國金融危機發生之后，格林斯潘在國會作證時說：“我犯了一個重大錯誤，我認為那些自負盈虧的組織，如銀行和其他企業，他們能夠很好地保護自己的股東以及他們公司的凈資產。”

　　現在看來，我們的某些身負國資管理和金融監管重任的人在這個問題上同樣也不同程度地犯了跟格林斯潘類似的錯誤。那些被市場化理論所神奇化了的企業自治機制和人才激勵機制推上了中國式薪酬金字塔頂端的金融人才，離開了依賴和利用政府權力，在提升企業競爭力和經濟效益方面也許未必就有多大真才實學，但對如何在所有人缺位條件下將體制性的壟斷資源和政策資源潛移默化地轉變為自己的財富，卻表現出了決不亞于任何華爾街天才的超級能耐。當他們無比熱情地推動著某項改革時，其實更多地向往著的是通過這項改革在改變自己所在企業的所有制性質也隨之而改變了自己的身份；在那些既有股東大會決議又有薪酬委員會審定的企業自定高管薪酬標準或期權獎勵辦法，表面上的中規中矩的背后，可沒有人能夠非常恰當地估算得出一家金融國企的經營效益所得，究竟多大程度是源自于行政壟斷所賜，又有多大程度是出自于高管們的貢獻，更沒有人能夠非常清晰地計算得出這些高管們在為自己爭取到自定薪酬的權力的同時又在多大程度上意味著改變了他們在管理和支配國有資產或納稅人利益上面的權利。

　　金融企業高管薪酬的金字塔，與其說是金融業的行業特殊性所賦予的得天獨厚的生財有道所賜，不如說大多是在利用其行業的特殊性對國有資產或納稅人利益進行超乎尋常的掠奪和占有的基礎之上才建筑起來的。公權私用，就是躲藏在其背后的潛規則。如果不是金融危機的發生，人們也許還不會像現在這樣清楚地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政府如果在市場化的蠱惑之下，一味聽任所謂的企業自治權侵犯納稅人的資產話語權，不僅是監督權的失語，而且在某種意義上也意味著對維護納稅人權益所應盡責任的棄權。畢竟，缺位或不到位也是失職的表現。

　　無論如何，從中國國情出發，從當前的經濟形勢以及相關行業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地去衡量和限制金融業高管的應得薪酬，不僅是道德糾偏的需要，而且也是國有資產奪回話語權的需要，是更好地維護分配制度對廣大納稅人的公平和正義，從而在保持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礎上，支持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的需要。(黃湘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