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財政部向有關單位印發《金融類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負責人薪酬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隨即三一集團應聲宣布，該集團董事長梁穩根2009年只領1元年薪，全體董事降薪90%，集團高管降薪50%。不久前，上海市國資委透露，上汽集團等9家大型國有企業高層將率先帶頭減薪，最高降幅達到40% 。一場“中國式減薪風暴”已在神州大地刮起。( 2月16日 央視《經濟半小時》)

　　經濟寒潮突襲，幾乎讓所有地球人手中的飯碗產生了一種晃動感。不管是政府公務人員，還是擁有非天然資源的壟斷企業。也不管是在廣大中小企業的勞動者，還是自立門戶的個體商戶，均切實地觸碰到這種漸次明顯的“動感”。在國際上“聽取工資降聲一片”的外力推助，以及國內普通百姓一片力保飯碗不丟的民意聲浪推動之下，一些公共監管部門和國企的老總們，原本鐵青著的臉，明顯出現“羞紅”跡象。

　　當然，即便我國國企高管跟進全球降薪的步履顯得有些遲緩，但我們依然不宜掩蔽這次減薪風暴的深遠意義，以及這場風暴帶給我們社會公平程序設置的積極影響。這種影響，不能局限于一家或幾家國企老總的“一元年薪”的炫目表演，而是將“降薪風暴”成為惡補我們社會業已形成的勞資不公的這一課。并厘清一些行業薪金過高的歷史性成因，從公司治理的法制層面，去深度反思行政權力是如何蔓延至企業的。由于企業老總手中的權力未得到有效制衡，便使資本愈發顯得驕橫。這才有平安掌門人馬明哲六千萬的天價年薪，而不少第一線的保險員僅有千元左右薪水的扭曲工資分配制。

　　眾所周知，民主與法制元素充沛的市場經濟環境下，可以用“市場化”去教訓資本的這種驕橫，阻止權力在市場交換特別是勞資分配過程中的尋私行為。要做到這一點，首先需要盡快剝離公司高管常常由作為公共管理機構的上級(實際上往往是掌權的一個人)直接委任的“行政元素”；另外，需要對高管薪酬的決定程序進行變革，改變目前的家長式作風濃厚的行政考核辦法，引入獨立于利益之外的第三方全程審計監督機制，讓高管薪酬的設置處于一間玻璃房中。這樣的靠法制支撐的制度性減薪才能最終還納稅人的知情權與監督權。(鄭劍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