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行制度下，國泰君安的高薪具有合理性，而罪魁禍首是體制形成的高度壟斷，所以要打板子也不能只打企業

　　在美國金融海嘯打翻全世界的“錢柜”之后，中美兩國金融界高管年薪問題在牛年第一周又掀起了互聯網上新一輪激辯———在美國新任總統奧巴馬指責華爾街金融界高管高薪“可恥”并隨之出臺限薪令后，國內媒體也爆出了國泰君安2008年人均百萬元高薪的消息。

　　在2008年全體中國股民虧損累累的大背景下，國泰君安作為一家證券公司效益卻如此之好，高管們收入如此之高，消息令人格外血脈賁張。央視主持人甚至稱：國不泰，君何安？

　　事實上，高薪并不可恥，真正可恥的是壟斷帶來的幾乎是不勞而獲的行業暴利。而要改變這一局面，板子就不應該僅僅打在企業身上，而是要找出更深層次的原因，對我國現行的金融管理體制作出根本改變。

　　現行制度下，券商高薪也“合理”

　　國泰君安人均百萬年薪一事曝光后，不少人拿它與美國的“限薪令”對比。但事實上，中美兩國金融界高管高薪背景完全不同，尤其是在市場暴跌的2008年。

　　美國金融界由于市場長期走牛，華爾街高管的收入一直遙遙領先于普通民眾，而這一直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因為美國的金融市場完全開放，如果你眼紅證券行業的高收入，你完全可以自己注冊一個證券公司參與市場競爭。但這幾年，由于部分金融企業過分追逐高額收益，不顧可能存在的巨大風險而拼命放大杠桿，降低貸款標準，最終導致公司的巨額虧損無法彌補。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政府不得不動用美國人民的納稅收入去救助這些企業，以免產生更加可怕的“多米諾骨牌”效應，使得整個金融領域乃至實體經濟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在這種背景下，如果美國金融界的高管一方面吃著政府的救濟，一方面給自己發出高薪，當然是十分可恥的行為。所以，奧巴馬“限薪令”有一個明確的限定前提：那些想獲得政府救助的企業，其高管要限薪，但不獲救助的企業則不在此列。

　　反觀國內高薪的券商，并沒有一家是拿著國家救濟的，其高薪完全來自于“企業自身的生產經營”，因此以美國政府的“限薪令”來做比照，合理性不充分。企業取得的收益，除了用于再投資外，其最主要的用途就是用于改善股東與員工的生活，這本身應當是一件極其正常的事情。從目前公布的數據來看，國泰君安在計提了32億元薪酬之后，仍有55.99億元的凈利潤，是歷史上僅次于2007年的好成績。作為一家企業，根據自己的業績經過企業規定的程序以及股東的許可，愛發多少都應該是無可厚非的事。

　　開市十七年，券商飽吃“肥豬肉”

　　國泰君安人均年薪上百萬之所以吸引眼球，不僅是比照了美國政府頒發的金融高管“限薪令”，更重要的是這一收入水平相對中國大多數人在金融海嘯后薪酬面臨下降風險時所具有的鮮明的對比效應。但是在觀察職工收入大幅增長的同時，我們更應該看到，由于企業所處的經營環境變化所帶來的企業經營業績的巨大增長，使得這一天價薪酬顯示出了它自身所具有的“合理性”。

　　來自中國金融網的數據顯示，1995年12月31日，上海和深圳股市總共只有292只A股(以后退市的不計在內)，流通股本合計167.77億股，其平均股價為5.61元；滬深兩市A股流通市值為749億元，總成交金額僅為3.54億元。2001年6月29日，兩市股指達到高點，可交易的1010只A股流通股本合計750.22億股，其加權平均股價是12.78元；滬深兩市A股流通市值為15690.23億元，總成交金額53.35億元。與1995年12月31日相比，日均成交金額和流通市值分別增長14.07倍、19.95倍。

　　此后，兩市股票總數和市值不斷波動，到2007年，隨著股改所釋放出來的巨大能量，兩市日均交易量達到1903.1億元。就是巨幅暴跌的2008年，兩市的日均交易額也保持在1085.8億元，與2001年上半年日均成交額相比，整整增長了1000多億元。

　　影響券商收入的另一大因素，是證券市場的融資規模(券商可從中收取承銷費)。據萬得統計，自滬深股市1990年誕生至2007年，17年中僅有6次當年募集資金總額超過200億元，其中階段性高點的2001年為1551.6億元，而2006年已上升到2677.1億元，2007年更暴漲至7985.8億元，一年等于前15年之和，位居全球之首，即使在市場不景的2008年，募集資金總額也高達3516.7億元。

　　中國證券市場連續三年的大擴容，加上最近三年中國股市本身漲幅巨大的走勢給券商自營盤帶來的收益，使得券商們的經營業績水漲船高。以國泰君安為例，該公司2007年的凈利潤是2006年的5倍，達到70多億元，2008年則為56億元，最近三年，扣除稅收和員工薪酬等各項費用后的平均每年凈利潤約為47億元。

　　體制漏洞大，高度壟斷是“禍首”

　　從上述數據可以看出，中國證券市場這塊蛋糕已經長大了，而且還是成十倍地增長。但在這樣的高增長之下，允許“上桌”吃蛋糕的“人”還與十幾年前一樣多，甚至更少了(2005年對券商的清理整頓關掉了約20家證券公司)，因此，幾乎可以肯定地說，拉開貧富差距的罪魁禍首，是券商行業高增長背后的高度壟斷。

　　以占券商利潤超過6成的交易傭金收費為例，自2002年5月1日至今，實行的都是最高上限向下浮動制度，即證券公司向客戶收取的傭金不得高于證券交易金額的3%。，也不得低于代收的證券交易監管費和證券交易所手續費。但由于這個行業幾年來幾乎沒有新的進入者，原先的券商新設立網點也需要經過中國證監會的批準，因此，大多數券商一直對場內交易的客戶按上限標準收費。而對網上等在線交易的客戶，也大多收取1.2%至2%的手續費。幾乎所有的券商都還乘熊市之機，取消了不少諸如向一定規模以上的客戶贈送免費午餐等做法，由于在熊市時出臺的政策所面臨的是券商全行業虧損的局面，所以這一標準實際上就高不就低。在市場進入牛市后，政策面卻沒有及時進行調整，這就必然帶來券商的傭金收入在最近三年連續獲得超高收益。

　　據中信建投深圳營業部某資深人士介紹，目前券商的傭金在京、滬、廣、深四大城市，與網點的布局形成明顯的反差。在北京，由于券商網點少，500萬元的客戶也只能是個“小散”，享受不到什么傭金折扣，因此北京的營業部贏利能力最高，上海與廣州則相對穩定。而深圳由于券商眾多，100萬元的客戶也能夠得到一定的折扣，所以深圳的營業部在券商內部是贏利能力最低的。

　　這一現實充分說明，沒有競爭，就沒有行業成本的降低，也必然難以消弭壟斷所帶來的暴利。

　　市場經濟的一個主要功能就是，當某個行業出現高于社會平均水平的盈利時，就會吸引大量的資金進入這個行業，從而使得行業的利潤因參與者的迅速增多而回落；而當市場利潤水平低于社會平均利潤水平時，就會有企業退出這一領域，從而維持行業與全社會利潤水平的平衡。但是金融領域里的壟斷、券商經營業務的行政許可，卻打斷了市場經濟自我調整的能力，而計劃經濟的調整又一再滯后于市場的變化。因此，要從根本上消除證券行業的天價薪酬現象，必須從消除壟斷經營這一實質性弊端入手。如果把板子打在個別企業身上，結果只有兩個：一個是企業不愿好好干活以獲得更好的經濟效益，一個便是企業想方設法瞞天過海，弄虛做假，多發、偷發等行為欲禁難絕。(記者 韓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