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20日，繼廣東東莞、四川成都之后，浙江省杭州市政府宣布向市民發放“消費券”。1.55萬戶困難家庭成員、31萬企業退休職工每人發放200元；26萬中小學生每人拿到100元，此次杭州發放的消費券總金額達到1億元，幾乎惠及杭州所有家庭。

　　從向市民發放消費券以來，呼聲就同質疑聲一起一浪高過一浪。從討論，到實行，消費券伴隨著中國人過了個熱熱鬧鬧的春節。

　　　　消費券啟動民眾購買熱情

　　1月24日，農歷臘月二十九，這一天是家住成都郊區的盧女士的農歷生日。盧女士的父母領到了成都市政府發放的200元消費券，再加上在上學的女兒得到的100元消費券，以及商家承諾的5%的優惠，事實上可以購買300多元的商品。盧女士于是同母親一道來到家門口的一家超市，準備用這些消費券購買年貨。誰知，超市里的景象把盧女士嚇了一大跳。“我就沒見過超市里有這么多人。怕人太多把老人擠壞了，我就先把老太太送回了家，叫我女兒跟我一塊去買東西。臨交款的時候，我給閨女買了盒冰激凌，誰知道等我們交完錢出來，冰激凌都化了。”

　　杭州市自消費券發放之日起，全國各大媒體就爭相報道了市場的火爆情況。對于群眾來說，政府發放消費券無疑是“天上掉錢”，因此，普通網友對消費券的看法并不像專家們旗幟鮮明地分成兩派，而發出了一邊倒的贊同聲。因此，全國其他地區的網友紛紛在報道后留言，“什么時候能輪到我們市”，“希望惠及全國民眾”等呼聲不絕于耳。

　　杭州消費券用節后的統計數據證明了自己對消費的拉動能力。據了解，截至2月5日，參與企業已回收消費券4400萬元，平均每張20元面值的消費券，額外拉動的消費也有20元。拉動能力達到了1比1。杭州93%的消費券用在超市，主要用于購買食品和滋補品。四家商場共回收消費券7.6萬張，主要用于購買服裝，回收額152萬元，帶消費券的小票額546.52萬元，拉動放大效應3.6倍。消費券在綜合商場、超市、家電賣場都有不俗戰績。

　　　　預估“紅包”效果需慎重

　　然而，并不是每個地方“發紅包”都會成功。在內地最先嘗試發放現金的是廣東東莞。去年6月，東莞宣布將向困難居民一次性發放大額現金補貼，開啟了內地政府“發紅包”的先河，然而，上報申領“紅包”的人數多到令人咋舌。有報道稱，東莞市某鎮申領人的收入差距高達20倍，最低收入申報者全家年收入僅為1800元，最高收入申報者年收入則達到了3.8萬元。更有些村民稱不知“發紅包”之事，而他們的姓名卻早已出現在申報者中。

　　無獨有偶，1999年，日本就曾為振興本國經濟而發行“地域振興券”，而這個振興券的發行，僅創造了2000億日元(約合150億人民幣)的GDP，僅占當年日本國內GDP的0.1%。其中，最明顯的一個原因，便是當時的日本民眾由于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對本國的經濟信心嚴重不足。領到消費券后，大都將現金存入銀行，而用消費券購物，甚至有人到店鋪中用消費券換取現金，因而并沒能達到刺激消費的效果。“首先，我們期望的提振消費，是可持續地提振消費，而消費券即使有效果，其效果也僅僅是一次性的。其次，消費券即使有一次性的提振消費效果，這種效果也不可高估，這是因為消費券可能與消費者計劃中的其它支出相互替代，從而限制、抵消其增加消費的作用。”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員、北京郵電大學兼職客座教授梅新育在自己的博客中撰文表示。

　　不僅一位專家對消費券的效用提出了質疑，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左小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表示:“消費券政策是一次性的短期效應，沒有后續的投資和資金，不能形成消費——投資——生產——收入——再消費的循環，不能達到刺激經濟恢復正常增長的目標。”

　　　　消費券能否惠及全民

　　同經濟學家不同，普通民眾關心的，是“我能不能拿到消費券”以及“我能拿到多少消費券”。一算這個賬，同是成都市民的趙恩榮就不像其他市民那么樂觀了。

　　“我們全家都不屬于發放消費券的范疇，但是我從2008年6月大學畢業到現在，一直沒有找到工作，我們不困難么？”小趙如今對商場、超市的搶購熱潮只能是一臉的無奈。在成都，消費券的發放也并非“人人有份”，這種發放上的不均也引起了一些人的質疑。例如在廣東東莞的補貼發放時，就曾出現過由于申領人過多，發放金額大大超出預算而暫停發放的尷尬局面，而通過深入采訪記者發現，這種“申領人過多”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一些不具備申領資格的人弄虛作假申領而引起的。另外，有差別地發放還成為了新一輪腐敗現象滋生的溫床。廣東東莞一位農民告訴記者，他們全村80%的人都被列在了本村補貼申領人的名單上，但是，全村知道政府要發放補貼的人根本沒幾個，很多村民人在名單上，卻壓根沒聽說過政府發放補貼這回事。

　　對于民眾要求消費券“惠及全民”的呼聲，專家作出了如下的解釋:“在這個寒氣逼人的冬天，在金融危機的嚴冬中，政府首先想到困難群眾的過節問題，給他們發放消費券。我雖然沒有受惠，但心里仍然感到溫暖。”成都市政府參事、經濟學家王進表示，王進認為，消費券惠及全民為時尚早，而應該把“好鋼用在刀刃上”。

　　王進說，以前成都市政府都是直接給貧困群體發放50元現金，這次直接發100元消費券，金額上翻了一倍，形式上采用消費券，把扶助貧困與拉動消費結合起來，不失為一種好的辦法。“我們說，出口、投資、消費是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現在是他們買不起了，出口不是我們能負責的；而投資要等到產品賣出去才能見效益。因此，拉動消費便顯得尤為關鍵。發放消費券是許多國家為拉動內需而采用過的方法。”

　　　　新聞背景

　　消費券是專用券的一種，為實現經濟政策的工具之一。當經濟不景氣導致民間消費能力大幅衰退時，政府發放給民眾消費券，作為未來消費時的支付憑證，期待借由增加民眾的購買力與消費欲望的方式以振興消費活動，甚而進一步帶動生產與投資等活動的成長，加速經濟的復蘇。

　　雖然消費券是以促進消費為目的，但也可作為社會救濟工具之用。也有兩者相混，既以振興消費為目標，實施方式又如同社會救濟。混合型的政策形成背景可能比較復雜，而非僅有經濟考慮。

　　至2009年止，亞洲共有日本及我國臺灣地區、杭州市、成都市等發行過消費券。日本于1999年針對符合發放條件的特定族群發放“地域振興券”，每人2萬日圓。

　　臺灣地區于2009年對市民與具有長期居留資格的住民發放“振興經濟消費券”，每人新臺幣3600元。另外臺北市、高雄市等地方政府計劃向低收入戶、失業者等特定對象發放食物券、教育券。

　　浙江省杭州市政府編列人民幣1億元，于2009年春節前后針對低收入家庭、困難家庭、退休職工以及中小學生各發放等值為100元至200元人民幣的消費券。

　　四川省成都市市政府為擴大內需，針對2008年12月1日～12月20日前登記在冊的城鄉低保對象、農村五保對象、城鄉重點優撫對象等三類人員約37.91萬人，在2008年12月29日前每人發放等值為100元人民幣的消費券。(孫萌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