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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舍棄通過資源投入和出口來驅動的經濟發展方式，政府應該首先轉變思路”

　　金融海嘯雖然源于美國，但這不是一個美國金融體系危機。現在有一種看法，認為這次世界金融危機中，中國碰到的困難全部是外生的，我認為這種判斷值得討論。

　　在我看來，中國的經濟體系已經深深地融入了全球體系。所以全球體系發生問題，對我們來說并不是一個完全外部的東西。

　　出口導向政策需要反思

　　最近一些年，中國經濟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地位不斷提高，而國際經濟體系存在的問題，在中國早就有反應，根本的問題就在于我們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這種粗放的增長方式通過出口導向的政策，就和世界金融體系聯系在一起了。

　　但是，正像所有采取出口導向的國家一樣，成功執行這種政策十年二十年后，都出現了一個問題，就是以美元為代表的外匯大量增加。于是，本國貨幣升值的壓力提高。按照原理來說，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就是進一步推進外匯形成機制的改革，實現其市場化。

　　直到2005年7月，人民幣才開始緩慢升值。升值壓力很大的情況下，中央銀行入市干預，收購外匯。從2003年開始，中國人民銀行用貨幣收購的美元越來越多。同時，我們經濟體系中也存在大量虛擬資產泡沫。因為資源投入拉動的經濟使資源短缺、環境破壞，最近兩三年，資源瓶頸和環境瓶頸已經完全收緊，這種拉動方式無法再持續。次貸危機發生后，中國股票市場、房地產市場的泡沫很快顯現。

　　當危機爆發以后，我們要考慮怎樣對待時，就一定要考慮自身體系中的問題在這種環境下會出現什么樣的事情。我想不外乎兩方面：金融海嘯的沖擊使中國經濟體系中大量存在的虛擬資產消失，泡沫破滅，金融體系本身受到沖擊；占我國出口20%左右的美國市場出現衰退，我們的出口就會受影響。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做過分析，認為美國增長率如果下降1%，我國出口就會下降4個百分點。

　　貨幣政策不宜大量放水

　　根據這樣一種判斷，從短期對策看，我們可以通過宏觀經濟政策努力保持宏觀經濟不至于崩盤。在貨幣政策方面不宜大量放水，因為放水后續影響的這筆賬早晚要還。所以我們應該采取寬松的財政政策跟貨幣政策打拼。

　　但是我們也不能忽視其他辦法，比如從1998年4月開始的扶植中小企業，各專業銀行建立中小企業貸款的專門機構，中小企業信貸擔保公司。還有其他辦法，在不需要放松貨幣政策的前提下，比如浙江把地下錢莊的借貸翻到地上，不但能夠防止借貸風險，而且能夠凈化市場降低利率。

　　另外，從國際層面說，短期有各種各樣的議論，比如是不是應該趁此機會用人民幣取代美元，要與美元脫鉤，拋售美國國債？我同意曹遠征先生“覆巢之下無完卵”的觀點，其實是連在一起的。我很高興看到我們中國政府采取的態度，即加強與世界各國間的合作，同舟共濟，共度時艱。

　　根本在于消除體制障礙

　　從長期來看，我們根本的問題還是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經濟中一些由資源過度投入造成的一系列問題都解決不了。早在2006年7月，50人經濟論壇田橫島會議上就認為，中國的出口導向政策、外匯匯率形成機制不做調整，一定會引起宏觀經濟的嚴重問題。

　　“九五計劃”的時候就已經提出來要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但是十幾年過去，至今沒有很快實現。“十一五”在這個方面所提出的方向、采取的措施，現在看來都是對的，是合適的。可是這種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并不是非常順利，根本的問題在于體制障礙。怎么消除體制障礙，這是根本性的問題。一個是舊的經濟發展方式，就是用資源投入和出口來驅動的這種發展方式要轉變，要舍棄這種方式，最重要的就是政府需轉變思路。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有“越位”的地方，掌握了過大的資源配置權利，而且把GDP的增速作為政績的主要的標志。

　　中國一方面有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行業肯定要淘汰，另一方面應該發展出新增長點，高附加值、高效率的產業，但是這種產業的發展現在看來也太緩慢。障礙在哪里？在體制。很多重要領域握有壟斷權的企業政企不分，阻礙了創新，阻礙了一些新技術、高技術的產業化。這種例子是到處都可見的，這是很要命的事情。

　　中國經濟一個總的方向，按照“十一五”規劃，一個是制造業的服務化，另外一個是發展知識含量高的現代服務業。但我們服務業發展緩慢，很重要的原因是服務業比起制造業要求的制度環境高得多，而我們這方面制度環境不夠好，尤其是法制環境不夠好。所以總體來說，要轉變我們的經濟發展方式，有賴于改革的推進。包括經濟改革在內的一系列改革，決定了我們能不能夠使經濟發展方式有一個根本的轉變。

　　【作者】吳敬璉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