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東莞為應對物價飆漲，向19.9萬名困難戶籍市民發放了每人1000元的“紅包”，獲得一片贊譽。今年為了應對受金融危機沖擊造成的村集體收入劇減，東莞市財政將再次大派2.3億元“利市”，將人均純收入未超過4700元的村分成4檔進行補貼，戶籍人均補貼分別為100元、150元、400元和600元。

　　東莞直接以“紅包”，對本地困難居民進行補貼，在內地似乎是開了個先例。此后，各地紛紛效仿東莞的“紅包”模式，向困難群眾發放補貼。而就在幾天前，中央政府首次在全國范圍內，向7400多萬困難群眾發放90多億元的生活補貼，更是將這一幕模式推廣至全國，給特殊困難群眾送去了新年大禮。

　　如果說東莞去年的每人1000元大“紅包”是源自于其雄厚的經濟實力，那么今年再次派發2.3億元“紅包”，更顯得非同尋常。作為一個高度依賴于外向型經濟的城市，此輪金融危機給東莞帶來不小沖擊，統計數據顯示，去年東莞利用外資出現了負增長。但政府遇到困難，普通老百姓也會遇到困難，特別是低收入群眾，日常生活都受到很大的影響。在這種特殊背景下，東莞市還能從公共財政中拿出2.3億元，補貼困難群眾，實在是需要相當足的底氣和相當大的勇氣。

　　來看看東莞市是如何從財政中擠出這2.3億元的“紅包”。在投資拉動經濟增長之外，東莞市明確提出政府要“勒緊褲帶過日子”，并提出了“5個零增長”和“4個減半”的要求，涉及的都是縮減政府開支方面。這不由得讓人想起新加坡和韓國為應對金融危機而給公務員減薪的做法。兩者其實有異曲同工之處。將節省下來的公務開支，用于惠及民生，一方面可以減少不必要的資源浪費，借機革除政府部門大手大腳的花錢習慣；另一方面可以幫助底層困難群眾度過非常時期，體現共度時艱的官民一體情懷。一個政府部門省個幾百塊幾千塊很容易，但對于困難群眾，幾百塊卻可以過個好年，甚至可以解決一個月的生活費用。換句話說，幾百塊錢對于不同對象，其使用價值也不盡相同。在特殊時期，政府應該將幾百塊錢的使用價值最大化，用到該用的地方，2.3億元的“紅包”可以發揮眾多幾百塊的作用，給眾多困難家庭送去溫暖和希望。

　　非常時期需要非常的勇氣，東莞市兩次派發大“紅包”具有一定的導向和示范意義。此前包括中國香港在內的很多國家和地區都有向民眾發“紅包”的做法，其中有的是為了幫助困難群眾渡過經濟難關，有的則作為一項長遠的制度安排。這些體現的都是政府為民眾謀福利的執政思維。

　　昨天有媒體報道,國內有10位教授提出“反周期財政政策”建議，給人均年收入低于1.2萬元的家庭每人發放1000元的消費補貼，這種“紅包”雖然更強調“擴內需”之目的，但與東莞模式其實并無本質區別。唯有實實在在地為那些困難群眾解決生活需要，這樣的“紅包”才宜制度化、長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