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結構的調整、發展引擎的轉向，全球再平衡格局的形成，恰恰通過金融危機賜給中國發展戰略重大調整的重要機遇期：將資本優勢轉為制度、資源和投資優勢，完成由被選擇者向選擇者的轉型，由“世界工廠”轉為“世界資本策源地”，實現經濟成長的全面跨越。

　　年終歲尾之際，筆者歸納了2008年的六個不平凡：從經濟周期看，這是熱冷周期性交匯的一年；從發展增長看，這是經濟發展觀在轉變的一年；從宏觀調控看，這是本輪高速增長五年來“最困難的一年”，可以說是調控力度最大、應對措施最頻繁的一年，因此也被有些學者成為“政策年”；從外部沖擊看，遭遇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機，無論是從全球流動性過剩到流動性通縮，還是能源價格暴漲暴跌，或是全球主要經濟體步入衰退邊緣，國際形勢從上半年到下半年經歷了冰火兩重天的走勢，是全球經濟最為跌宕起伏的一年；從自然環境看，又是我國遭遇自然災害較多的一年；從中國改革開放30年歷史看，又處在繼往開來的一個新的歷史節點上，面臨著國家盈利模式的重大轉型。

　　可以說，2008年是真正考驗大智慧的挑戰年，中國能否經受得住這次考驗，將決定著未來發展的可持續性，也決定著中國強國崛起的新的競爭優勢。

　　六個不平凡，除了天災是不可抗力因素之外，其他幾個，都可以視為中國改革開放30年波瀾壯闊發展歷程的一個縮影。30年來，中國經濟能長期持續高增長，主要得益于“要素紅利、改革紅利和全球化紅利”。而在今天，三大紅利所提供的長期增長動力都在衰減，主要依靠低成本刺激的出口超高速增長逐漸回歸常態增長，以大量增加資源、資金投入維持的粗放型增長模式已走到盡頭。而全球性金融危機使得中國產能過剩的周期性調整提前到來，全球經濟格局之變逼迫我們重新審視和調整未來的增長之路，尋找到啟動新經濟增長的發展引擎。

　　不過，就轉機的角度而言，筆者以為，經濟結構的調整、發展引擎的轉向，還有全球再平衡格局的形成，恰恰通過金融危機賜給中國發展戰略的由外向內三個重大調整和轉變的重要機遇期：一是外延型經濟增長向內涵型經濟增長的轉變。每一次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遇到困難和阻礙，都是加速改革、培育基礎、醞釀動力、提升能力、養精蓄銳的蟄伏期。通過產業結構升級、加速人力資本形成、技術進步以及制度化改革對經濟增長的溢出作用，由粗放型增長向內涵型增長轉換。

　　二是由外向型經濟增長向內需型經濟增長轉變，而這也是實現世界經濟的再平衡的一次千載難逢的機遇。世界經濟今天的失衡格局，美國單邊消費及不斷膨脹的雙赤字乃是根源所在。而中國在全球范圍內替代美國消費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世界經濟再平衡的過程。2007年我國凈出口率高達8.9%，經濟增長中有2.4個百分點靠外需拉動。2008年前三季度我國GDP增速下滑2.3%，其中1.2個百分點是由于凈出口貢獻率下降引起的。因此動力引擎由外向內的轉換將大大增強中國經濟發展的韌性。

　　應該說，世界經濟危機客觀上為我們擴大內需、調整結構、加快改革，提供了比較強有力的倒逼機制。筆者認為，如果說今年出臺的宏觀調控政策在做加法的話，那么我認為明年宏觀調控的思路可能是做減法，比如結構性減稅，減少企業經營成本，著力改善投資結構,降低民間資本投資準入門檻等等。中國目前正處于工業化中期,高投資率有其合理性，但投資結構欠合理，投資效率較差。從政府為提振經濟而啟動的內需開支來看，以政府為主導的基礎設施、基礎工業投資比重過大，盡管這可以集中財力拉動經濟增長，但難以提供持續的就業空間。另一方面,龐大的民間資本卻因為市場準入限制難覓合適的投資領域。因此,政府應該擴大競爭性投資領域,讓民間資本參與投資，降低壟斷行業的進入門檻，對存量進行結構性調整。

　　事實上，大國經濟要有大國的消費市場和內需市場，要有與之相匹配的經濟結構和金融結構，因此，進一步改善社會保障和收入分配體系這樣的社會安全網，以改變最終消費比重不斷下降的趨勢，調整消費和儲蓄之間的結構，對于推動中國經濟增長向內需轉變至關重要。英國在20世紀40年代建成，日本在20世紀60年代，韓國則在20世紀80年代前后都相繼建立起這套體系。現在的中國，也許正是建立全覆蓋的、發展型的福利體系的良好機會。

　　三是由主要依賴國際資本向培育壯大本土資本轉變。國際資本集聚能力的形成和大量國際資本在中國的使用，是中國加速工業化、市場化進程，迅速融入全球經濟的重要原因。30 年前開始的對外開放時，中國缺乏資本、先進技術和融入全球經濟的能力的階段性特征，決定了中國會走上以本國低級要素吸引外國高級資本要素的道路，然而這也決定了在國際資本流動的利益分配上，高端資本發達國家可以通過資本輸出、通過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獲得大部分利益。一國的經濟發展歸根到底取決于本國的資本的積累能力和資源使用效率,依靠外來資本集聚來支撐工業化進程的格局是不能持久的。今天中國在全球金融中的權重越來越大，擁有60萬億元人民幣的銀行資產、1.9萬億的外匯儲備的龐大資本規模，然而當前中國資本“量大質低”已經成為我國改革開放格局中的重大掣肘，如何尋求中國資本的競爭優勢，實現資本戰略的重大轉型將對未來中國大國真正崛起具有重要戰略意義。

　　當前國際金融市場的周期調整，意味著通過兼并收購等渠道實施全球布局，獲得了極佳的時機。中國的資本輸出不僅僅是緩解過剩外匯儲備，置換貿易順差的簡單手段，更應成為我國金融改革發展戰略的核心。要充分利用目前豐富的外匯儲備，由債權投資為主轉向股權投資為主，一方面要通過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的進一步融合，推動產業并購和結構升級。中國還沒有經歷全面的產業并購，例如鋼鐵行業的集中度遠低于國際水平，前四大鋼鐵企業產量僅占市場的30%，而發達國家一般為50%-60%。因此，國內的資源密集型大企業存在進一步整合的空間。對外并購將重構中國的產業效益，也能減緩外部需求萎縮給中國經濟增長帶來的壓力；另一方面，積極穩妥地抓住近期國際資源價格下滑的有利時機，還能為中國推進工業化進程積累廉價資源的儲備。通過資本的全球戰略布局，將中國的資本優勢轉為制度、資源和投資的優勢，完成由被選擇者向選擇者的轉型，即由“世界工廠”轉為“世界資本策源地”，提高全球配置資源能力，尋求利益的重新分配，才能實現經濟成長的全面跨越。

　　當然，在轉型過程中，由于結構調整而帶來的經濟增長回落是一個必須經歷的陣痛過程，也是走向成熟的代價。展望2009，如果能夠順利完成上述三大轉變，那可以預期，中國經濟生態系統經過危機的洗禮將得到不斷優化，并由此濟進入新的歷史發展階段。(張茉楠 作者單位：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