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國際金融危機等因素的影響，珠三角、長三角等沿海地區的部分外向型和中小勞動密集型企業面臨經營困難，出現停產、半停產的狀況，一些勞務輸出大省出現農民工成批返鄉的現象。這一現象及其背后的潛在風險已經引起越來越多方面的關注。(新華社11月29日電)

　　農民工大規模返鄉無外乎兩種情況：一是農民工自己選擇的結果，如果他們認為在農村生活比城里好，自然會心甘情愿回到農村。二是出于自己別無選擇的結果，比如因為工廠倒閉或裁員而失去工作。顯而易見的是，近幾個月來湖南、河南、江西、四川等勞動力輸出大省的農民工返鄉率明顯增加，更多是因后者。當然，農民工在失業后不得不“選擇”重回農村，也是因為相較城市而言，農村的生活成本較低，適合他們休養生息，或者“過冬”。

　　城鄉二元格局的長期存在，使三十年來的農村更像是大后方，為中國改革開放與城市化建設做出了貢獻。然而，一個不容忽視的變化是，現在的農村已經不是過去自給自足的農村，現在的農民工也不是過去安土重遷的農民。一方面，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民進入城市和城鎮化建設的展開，“因窮困而簡樸”的農村生活被商業化浪潮席卷，這也意味著在農村的生活成本較以往已被大大拔高。

　　另一方面，如有評論指出，當危機來臨，這種城鄉二元結構也決定了此次農民工返鄉帶回來的不再是現金、消費和人均純收入數字的增長，而是再就業的困難和基層穩定的巨大壓力。他們是見證了“外面的世界的人”，對社會公正有著自己的理解。他們并不是傳統定義中的“工人”，既沒有體制的束縛，也沒有體制的保障，一旦失去工作，完全可能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游民群體。因此，該如何管理農民工群體，成為擺在基層政府面前的新課題，有關部門更應該提早著手積極應對，不遺余力地化解各種可能由此引發的社會危機。

　　比如，在農民工離城前政府應確保他們的工資不被拖欠。2006年年底，全國拖欠民工工資已高達1000億，建筑企業拖欠工資的比例高達72.2%，僅有6%的民工能按月領取工資。顯然，對農民工家庭來說，那些他們應得卻被拖欠的薪水并不只是一筆簡單的工資，更是他們賴以過冬的余糧。也正是基于上述理由，此前，東莞兩家大型玩具廠倒閉導致近7000名工人失業后，當地政府從財政拿出資金墊付企業拖欠的工人工資。

　　與此同時，在農民工返鄉后，各地政府也應盡可能為他們創造繼續工作的條件。比如，引導農民工就地創業，并在工商登記、資金、技術、人員招聘、土地使用等方面給予優惠，或組織他們參與政府主導的公益性建設項目等。

　　另一方面，如有地方官員建議，考慮到近年來的“打工潮”導致農村“空心化”日益嚴重，留守農村的多是一些老人和小孩，農業生產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了嚴重撂荒的現象，如今農民工陸續返鄉，政府部門可以引導他們利用中央重農惠農的政策，投身農業生產。

　　還有，就是將中央精神落到實處，把農民工納入城鎮失業人口登記。這樣做，一是給予他們失業保障，二是讓他們借機享受與城鎮人口相同的就業引導。實際上，金融危機之下，也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出現停產裁員現象，隨著擴大內需等措施的落地，農民工就業機會也會新增。這就需要政府給予更多引導，并在此過程中，逐步改善以往歧視農民工的各種問題。

　　凡此種種，只要應對得當，危機也將是一次轉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