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連日來，一則我國即將開征燃油稅的消息廣為流傳，并有權威人士言之鑿鑿地表示具體方案已上報國務院。而來自國家發展改革委的消息證實，國家正“抓緊研究”完善國內成品油價格形成機制，實施燃油稅費改革問題。

　　只是，從目前各方面的反映來看，醞釀十四年之久的燃油稅即將結束“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格局的消息，并沒有獲得想象中的民意熱捧，反而招致了諸如為何要繞開法律程序、為何不留給公眾充分討論與參與時間的社會質疑。

　　那么，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看待燃油稅的開征？法律在其中應該扮演什么角色？開征燃油稅的立法又需要實現什么目標？堅持什么原則？圍繞這些問題，本版推出由著名財稅法專家北京大學法學院劉劍文教授撰寫的兩篇評論，今明兩天依次刊出，敬請關注。

　　開征燃油稅宜用法律形式規范

　　無論是稅收法定的原則，還是依據立法法的規定，開征燃油稅均應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采用法律的形式進行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的是現在是立法開征燃油稅的最佳時機。油價是最為重要的經濟杠桿之一。此前相對嚴格的行政管制，不僅容易扭曲燃油價格，使其失去調節供需的功能；而且，消費越多、補貼越多的機制，也容易產生嚴重的誤導，刺激大型車、豪華車的消費。而燃油稅的開征，能有效避免這些弊端。

　　只是，曾經一路攀升的油價，一直是決策層無法下決心開征燃油稅的重要掣肘。而今，全球金融危機、經濟疲軟、油價持續回落，恰恰為依法開征燃油稅創造了一個有利的時機。過去油價高不利于開征該稅種，現在油價回落，國內成品油價格又偏高，選擇這個時機依法開征燃油稅比較好。當然，油價并不會永遠保持走低，很有可能在未來幾年經濟復蘇的時候再次居高。如果現在不抓住時機解決，很可能將無限期拖延下去，不利于我國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協調地發展。

　　既要開征燃油稅，最好的方式當然是立法開征。立法開征燃油稅是選擇行政法規的形式，還是法律的形式呢？我主張應該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法律規范燃油稅，主要理由如下：

　　其一，稅收法定原則決定了燃油稅應該采用法律的形式予以規范。

　　稅收法定是稅法至為重要的基本原則，它是民主和法治原則等現代憲法原則在稅法上的體現，對保障人權、維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益舉足輕重。正因為如此，各國憲法一般對其加以肯定，且都是從征稅主體的征稅權和納稅主體的納稅義務這兩方面予以規范，并尤其強調征稅權的行使必須限定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確定征納雙方的權利義務必須以法律規定為依據，任何主體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均不得超越法律的規定。

　　世界各國均對稅收立法恪守稅收法定原則，原因在于稅收是對公民財產權的一種合法侵犯，如果由行政機關來決定，很容易導致泛濫而且侵犯納稅人權利，而由人民的代表機關來決定則具有很強的合法性，而且更為普通民眾所接受。無疑，開征燃油稅涉及人民的財產權，關系千家萬戶的經濟利益，衡平各種主體的利益訴求，理應制定法律。

　　其二、立法法決定了燃油稅應該采用法律的形式予以規范。

　　我國立法法第7條規定，全國人大制定基本法律，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第8條第八項則將稅收方面的基本制度列入只能制定法律的范圍。而燃油稅的開征，是稅權最基本的權利之一，無疑涉及憲法財產權的問題，這也是涉及到了基本人權，關系到人權保障，當然應該屬于稅收方面的基本制度。

　　立法法第9條規定，本法第8條規定的事項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國人大及其常務委員會有權作出決定，授權國務院可以根據實際需要，對其中的部分事項先制定行政法規，但有關犯罪和刑罰、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司法制度等事項除外。第9條應被視為對授權立法的一種限制而非一個無限放大的口袋。立法法規定全國人大及常委會僅僅可將其中的部分事項授權國務院制定行政法規，而不能染指部分事項之外的所有制度。燃油稅這樣一個獨立的稅種，其實就是一項基本制度，并非“部分事項”，否則立法法第9條的限制就完全失去意義了。所以，根據立法法，開征燃油稅應該采用法律形式規范。

　　由此來看，無論是稅收法定的原則，還是依據立法法的規定，開征燃油稅均應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采用法律的形式進行。

　　(劉劍文 作者為中國法學會財稅法學研究會會長，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