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十一月四日電 題：金融危機為中國經濟轉型創造了良機

　　中新社記者 俞嵐

　　本月一日起，中國再次上調出口退稅率，既是三個月來的第二次調整，也是一九九九年以來出口退稅政策調整涉及面最廣的一次。“減順差是商務部門頭等大事”言猶在耳，外貿政策已數次回調，對此，商務部貿研院副研究員梅新育接受本社記者專訪時認為，在全球經濟下滑累及中國出口之際，通過政策回調保出口適度增長有其必要，但中國外貿的根本出路在轉型，高度依賴外需的經濟增長模式也難乎為繼。

　　發端于華爾街的金融海嘯已傷及“中國制造”。今年首三季，如果剔除匯率、出口價格上漲等因素，中國實際出口增長已下滑至個位數；貨物和服務的凈出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較去年同期下降八點九個百分點，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同比下降一點二個百分點。“中國第一展”廣交會上，參展商遠多于采購商，玩具、機電、服裝等傳統大項的成交均出現下降，而廣東已有近三千家玩具出口企業步入“休眠”，今年未有出口記錄。

　　梅新育認為，中國經濟的出口依存度在所有大國中最高，在當前不利的內外情勢下，保出口以保經濟、保就業，確有必要。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吸納了數以千萬計的勞動力，其生產廠商卻普遍規模較小，抗風險能力較弱，若大面積倒閉，對地方經濟和社會安定或造成重大沖擊。

　　但他同時表示，從長遠看，轉型才是中國外貿的根本出路，而中國經濟增長也應選擇內外需更加平衡的新路徑。

　　長期的重商主義導致了中國經濟過度依賴外需，尤其是美歐等市場。在過去三十年間，這一增長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外貿增速高于GDP增速也成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一大特點。但是次金融危機卻讓這種模式的脆弱性和不可控性更為清楚地顯現。當前美國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仍在不斷加深，出口企業不僅要面對訂單銳減的現實，隨著部分國家和地區信用惡化，未來還將遭遇更多的履約風險和支付風險。

　　在次貸危機已經發展成為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來全球最嚴重經濟金融危機的情況下，梅新育說，為了保證中國經濟持續平穩增長，提升自己在國際經濟政治體系中的地位，中國需要降低對美歐市場的過度依賴，同時需要逐步調整、轉換自己在國際貿易體系中的地位，更多地發揮商品吸納中心的作用，而不僅僅是商品制造和出口者。

　　梅新育強調，高度依賴外需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已難乎為繼，中國必須更多地依靠內需拉動經濟增長，但假如沒有其他政策配套，過多地強化出口激勵措施，固然可救一時之急，對中國推進經濟增長模式轉型、實現可持續發展卻是不利的，“我們不可為了短期目標而留下長期后患”。實際上，從出口退稅率第一次回調到此次廣交會上，已經有不少海外客商以中國提高出口退稅率為由壓價。

　　在這位專家看來，高度依賴外需的增長模式也蘊藏著與中國經濟發展基本目標背道而馳的矛盾。他說，經濟發展的目標本來是提高本國國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而高度依賴外需的經濟增長模式內在地要求最大限度地壓低本國國民的收入，以便增強本國出口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競爭力。

　　對于轉型，梅新育認為，包涵兩個層次：一為貿易本身的轉型升級；二為是經濟增長更多地依賴內需而不是外需拉動。

　　就第一個層次而言，除了政策救助，更需要的是幫助企業在新興市場、在流通和品牌環節、在進口業務、在內銷市場等方面開辟新天地，提高出口效益，避免出口激勵措施升級導致國際收支順差增長失控，同時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就第二個層次而言，梅新育認為，具體途徑有“分子對策”和“分母對策”兩種。前者是讓出口減少，后者是推動內需增長更快于外需增長，而“我們更傾向選擇的毫無疑問是分母對策”。

　　轉型是痛苦的，甚至要付出巨大的代價，這也是中國經濟增長模式轉型努力多年，但進展并不如人意的主因。梅新育認為，金融危機或為中國經濟轉型創造了良機，“在貿易伙伴經濟景氣之際，推動經濟增長轉型多半會淪為徒勞，只有在外部危機的壓力下，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才能實現”。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