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十一屆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分組審議《企業國有資產法草案》，同此前兩次審議一樣，仍有委員追問如何規范國企高管的高薪酬問題。黃麗滿委員認為，草案第29條規定薪酬標準由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確認，這樣無法控制管理成本，將來企業都會存在潛在危機，草案應該對此加以明確。程貽舉委員則舉例，國企高管年薪有百萬之高，更有甚至年薪達千萬，“應該嚴格規定”。他認為，企業高管年薪不但要和企業的效益掛鉤，還要和國家的工資水平掛鉤，不能太高。(10月25日《新京報》)在全球發生金融海嘯，美歐企業高管高薪酬紛紛受到置疑的情況下，我國國企高管和大型股份制企業高管的高薪酬難道不應該受到置疑嗎？

　　近年來，國企、還有一些大型股份制企業，高管的薪酬成幾何式增長，年薪動輒上百萬、超千萬，最高的竟然達到6000多萬。對此，一些國企高管自稱“問心無愧”，并常常拿“與國際接軌”作為公眾置疑的擋箭牌。這次全球金融海嘯發生后，美歐一些金融機構紛紛破產，而中國金融機構未受到太大的沖擊，其中關鍵的原因是我們的金融機構是相對封閉的，也就是說還沒完全與世界“接軌”。既然如此，為什么偏偏國企和股份制企業高管薪酬要“與國際接軌”呢？為什么國家相關機構匆匆忙忙要在國企推行股權激勵機制，使國企高管一夜之間成為千萬富翁、億萬富翁呢？由此看來，國企和一些大型股份制企業高管薪酬不僅不能急于“與國際接軌”，而且還沒有資格“接軌”。 那么，國企和大型股份制企業高管的薪酬應該如何“接軌”呢？

　　要與企業經營效益“接軌”。現有的《企業國有資產法草案》規定了國企高管的薪酬要與企業的效益掛鉤，這似乎并沒有錯，問題在于不能簡單地掛鉤。時下，大多數國有企業實行了股份制改造，但出資人主要是國家財政部。那么，國企除按規定向國家納稅外，還應向出資人分紅，剩下的利潤才能進行二次分配，即合理分攤企業營運費、擴大再生產費用和員工薪酬，這樣才是合理的。同時，還須加大高管薪酬與承擔損失責任掛鉤的力度。一些金融機構負責人由于管理不善或決策失誤，給企業造成幾百萬、幾千萬乃至上億的損失，處理方法往往是給個行政處分，象征性地罰款幾百元、幾千元了事，這怎么算是與經濟效益掛鉤呢？以作為股份制企業的平安保險為例，董事長馬明哲2007年薪酬6616萬元，這次因投資富通巨虧200億，首席投資官約翰·皮爾斯因此離職，作為“一把手”的馬明哲難咎其責，今年還要再拿6000多萬的高薪嗎？

　　要與企業內部職工“接軌”。在國有企業內部，薪酬拉開檔次似乎無可厚非，但差距太大也是不爭的事實。且不說以職位高低劃分薪酬檔次讓人看到了行政的影子、不能與貢獻大小劃等號，而且普通職工的工資收入與高管薪酬差距巨大也會使激勵機制失效。從目前的情況看，有的企業職工與高管薪酬相差幾十倍甚至上百倍，扣掉各種保險每月僅僅拿到幾百塊錢，而高管每月則預發年薪超萬元甚至幾萬元，到年終還有十萬八萬的補差。這種激勵機制，只能激勵高管，卻無法激勵身在一線的普通員工，這顯然是不公平的。因此，有必要對高管薪酬與普通員工平均工資倍數加以規定，至少2002年國資委確定12倍上限要落實，而不能讓管理層以“激勵機制”為名自定高薪。 要與社會工資水平“接軌”。不管中石油、中石化、鐵路、郵電，還是銀行、保險，盡管都有戰略投資者，但真正和主要的出資人是國家亦即納稅人，企業虧損了也要靠國家暨納稅人救市。既然如此，國企賺了大錢，怎么能丟下國家和納稅人，自己拿幾十萬、上百萬甚至上千萬的天價高薪酬，而出資人卻被丟在一邊呢？因為你在國企工作，為社會積累財富，多拿一些薪酬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但也不該相差得太懸殊呀！因此，程貽舉委員提出國企高管年薪不但要和企業的效益掛鉤，還要和國家的工資水平掛鉤，不能太高的建議，無疑是有道理的。但究竟定到什么水平，不妨聽聽納稅人的意見。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會公平的重要體現。黨的十七大提出要整頓分配秩序，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逐步扭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趨勢。但愿這一精神能夠得到落實，特別是國企高管的薪酬要科學合理地“接軌”。對此，我們充滿期待。(作者：侯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