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國務院批準，財政部、國家稅總日前宣布，將從11月1日起，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稅率(10月22日《新京報》)。

　　此番調稅的“促出口、保增長”的意味明顯。從上調稅率商品的覆蓋范圍看，主要是涉及對拉動就業意義重要，且對資源、能源消耗較小的產品。這也具有產業結構調整的作用。此外，相對而言，這個政策比較容易操作，也是成本較低的財稅調整政策之一。

　　不過，總體而來，這些利好所能發揮的作用還有限。當前出口下滑和經濟增長趨緩的趨勢已經確立，上調出口退稅難以逆轉。在商品出口時全部退還已經繳納的增值稅，是國際上較為流行的做法。增值稅是我國最主要的稅種之一，提高退稅幅度很難一步到位，也就是說，即便是在這次調整之后，我國出口商品在這一稅收負擔上仍不具備優勢，出口企業所得到的實質利好不多。并且，產業結構調整牽涉到生產要素價格的調整、資源環境的保護力度、產權勞工權利的保障以及地區政策等等，實際上也很難僅僅因退稅率的調整而加快進程。

　　為了應對當前形勢，財政部門還有待后續政策的快速跟進。首先，增值稅轉型技術上已經成熟，應及時在全國推廣。此項各界期待已久的稅改在改善稅制的同時，還可以降低企業的投資成本，減輕企業技術升級和設備投資的負擔，同時在管理上也更加簡明清晰，能夠大大減少操縱空間。

　　其次，未來的積極財稅政策應更多直接作用于增加居民收入、刺激消費。當前的形勢為出臺減稅政策提供了難得的社會共識，有助于把減稅阻力降到最小。更為重要的是，財政政策的調整應主要針對擴大內需。此前貨幣政策已經轉向，但主要作為一種總量調控工具，貨幣政策在結構調整上的作用不大。在結構調整上，財稅政策可以發揮更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上一輪經濟增長放緩中，1998年啟動的積極財政政策起到了關鍵性作用。當前我國的投資率尚處于高位，也處于國際最高之列，通過發行國債投資大型項目已經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要通過減稅和轉移支付來改變經濟社會結構，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稅制和財政支出結構的優化調整，可能不會產生像直接投資于基礎設施建設的那樣拉動作用，經濟增長的速度也不會因此明顯提升，但這些是經濟增長的要義所在，也是提高增長質量的重要源泉。(傅勇 金融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