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圓滿閉幕。

　　研究新形勢下推進農村改革發展問題是這次全會的重要議題。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了在新的起點上推進農村改革發展的指導思想、目標任務、重大原則，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全黨全國推進農村改革發展的指導性文件。

　　全會提出了到2020年我國農村改革發展六方面的基本目標任務——農村經濟體制更加健全，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基本建立；現代農業建設取得顯著進展，國家糧食安全和主要農產品供給得到有效保障；農民人均純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絕對貧困現象基本消除；農村基層組織建設進一步加強，農民民主權利得到切實保障；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明顯推進，農村社會管理體系進一步完善；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農業生產體系基本形成，農村人居和生態環境明顯改善。

　　“六大目標任務讓廣大農民群眾清晰地看到了未來生活的美好圖景。”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研究員陳劍波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表示。

　　中國經濟轉型亟需政策新定向 自1998年，十五屆三中全會提出“到2010年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奮斗目標”，以及出臺了《中共中央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至今，已整整10年。中國經過10年發展，有了新的變化。

　　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研究員陳劍波向《中國經濟周刊》介紹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之后，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一系列問題凸顯出來，如城鄉差距、農村人口收入增長緩慢以及農民負擔重等，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經濟增長遭遇到了一些制度性障礙。為了解決存在的問題，2003年以后，政府加大了政策調整的力度，每年都有幾千億的資金投入到農村建設當中，給農民補貼，免除農業稅等等，這些政策對農業生產、農村穩定發展、農民生產積極性提高等起到了重要作用。

　　陳劍波表示，但是，在快速的城市化過程中也出現了不少新情況、新問題，如城鄉收入差距過大，農民財產權益受到侵害，農產品綜合生產能力的基礎仍然比較薄弱，農民成為市民面臨諸多障礙等，面對這些新情況、新問題，應該從什么樣的角度和方向來看農業農村發展的問題？這些都需要進行重新認識，作出新的安排。

　　“今年正值改革開放30周年，總結過去、展望未來，把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重點確定下來很有必要，也恰逢其時。”陳劍波說。

　　十七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美國金融危機造成全球經濟劇烈動蕩，未來世界經濟走勢不確定性增加，這也讓這次會議格外引人關注。“在這個時間窗口召開全會，及時、重要而且關鍵。這個時間窗口比原來預計的還要重要，確實變成了一個重新思考中國經濟增長、發展改革、未來道路方向和轉型路徑的機會。同時也讓大家更清醒地認識到解決三農問題在整個經濟發展中的影響和作用。”

　　近年來，經濟學界不乏“中國經濟應由外需主導轉向內需支撐”的呼聲，但始終未真正破題。目前，由金融危機導致的外需疲弱已經對中國經濟實現又好又快發展的目標造成了一定困難，在這樣的局勢下，怎樣規避風險讓中國經濟能夠更加穩定地發展，就成為一道相當緊迫而重要的課題。

　　“現在確實已經到了經濟轉型的一個關鍵時刻，未來兩三年的時間，整個經濟是否能保證平穩增長，經濟轉型的政策方向具有重要影響。”陳劍波向《中國經濟周刊》分析說。 10億縣域人口的內需潛能驚人 目前，國內經濟學界對擴大內需有兩種解讀：一是擴大政府的財政支出，如通過基礎設施建設擴大投資的需求，由此拉動相關產業的發展，擴大就業，相應地增加收入來帶動消費需求的增加。二是直接采取政策措施，促進就業擴大和收入增長以擴大消費需求。盡管這兩種模式都能拉動內需，但實際執行的效果卻會有不同。

　　陳劍波研究員認為，1998年我國曾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通過擴大財政支出拉動內需，其走向帶來兩個問題：一是效率比較低，有一些基礎設施建設不賺錢，沒有足夠的收入覆蓋成本；二是不可持續，通過投資與基礎設施建設如大江大河治理、高速公路、鐵路建設，只能帶來短期效果，不能成為經濟長期增長的火車頭。從目前的全球經濟看，啟動中國國內消費需求確實已經成了全世界關注的問題，中國的消費需求能不能保持穩定增長，能否成為拉動GDP增長的火車頭，確實已關乎全球經濟的前景。

　　根據國家統計局2005年的數據，中國總人口約13億，農村人口如果加上縣域城鎮人口，約為10億人。要擴大內需，增長潛力最大的就是縣和縣以下區劃內的這10億人口。

　　近年來，中國的消費需求有所增加，據國家統計局總經濟師姚景源介紹，2007年在全年經濟增長11.4%的數字中，2.7個百分點是出口拉動，4.3個百分點是投資拉動，4.4個百分點是消費拉動，消費拉動對整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排在首位。

　　“可以想象，如果本世紀中期我國城市化水平能達到發達國家水平，即城鎮人口占到70%左右，大約有6、7億農村人口要轉為城鎮居民。如果這6、7億新增城市人口的消費水平跟我們現在城市居民的平均消費水平一樣，那對農業、農產品加工業、消費電子等產業的拉動作用將是十分巨大的。” 陳劍波說。 如何啟動農村消費市場 日本經濟媒體《日本經濟新聞》評價十七屆三中全會的社論稱，在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以農村改革為全會主要議題，反映了農村問題已變得極為重要。要刺激消費，占中國總人口一半以上的農民的增收和農村的發展必不可少。

　　“要預測中國經濟能否實現由外需主導向內需主導的轉變，農村改革的動向值得關注。要啟動內需，提高農民收入是關鍵；而要在新形勢下提高農民收入，統籌城鄉改革則是關鍵。”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王小映向《中國經濟周刊》分析道。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曾對媒體表示，2007年，農民的人均純收入達到了4140元，和2006年相比增加了553元，從農民收入增長的絕對額來看是歷史上農民增收最多的一年。增幅扣除了物價指數之后和2006年相比，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了9.5%。這是自1997年以來增幅最高的一年。

　　盡管農民的人均純收入較從前有所增長，但欠發達地區貧困現象依然嚴重。有學者認為，如果實施國務院扶貧辦草擬的新扶貧標準調整辦法，以人均年收入1300元作為貧困線標準，中國的貧困人口將有8000萬。

　　“這次全會提出到2020年我國農村改革發展六方面的基本目標任務之一就是增加農民人均純收入，農民人均純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絕對貧困現象基本消除。”王小映說。

　　此外，陳劍波提出，要啟動內需，完善農民的社會保障和保障農民的土地權益也至關重要。 “農民養老、醫療、住房要有保障，子女要能享受到比較好的教育，心里對未來基本生活保障有底，在這種情況下才會花錢。而要做到這些，必須要考慮城鄉一體化格局的形成，農民要跟城里人一樣，有穩定就業、有住房、有社保；同時，也需要對一系列農村的制度進一步完善，比如全會提出的，要穩定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健全嚴格規范的農村土地管理制度、完善農業支持保護制度、建立現代農村金融制度、建立促進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制度、健全農村民主管理制度等。”陳劍波說。

　　對于農民土地問題，陳劍波向《中國經濟周刊》分析說，土地具有財產功能，其財產屬性能否體現出來，是現代社會的重要標志。如果農民進城變成了市民，身后這塊財產依然給保留著，他就可以把土地流轉出去，一方面可以提高農業生產的規模，還可以獲得一些收入；同時，土地對農民來說，也是最后的保障線，可以讓他們對消費支出更有信心。（記者王紅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