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在此時間點，回顧改革發軔期的一些觀點、措施、分析，尤覺得意味深長。

　　1991年，周小川正處在從“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向銀行業過渡的階段，當年經濟領域中最為重大的事件就是“房改政策”出臺，當時周小川在《經濟社會體制比較》雜志上發表了《關于住房制度改革的幾點經濟分析》這篇文章，其中有一些觀點，一些類似預言性質的分析，在當前樓市也頗有意義。

　　比如周小川針對當時的房改政策在該文中分析道：目前某些地區采用的住房改革雙軌辦法，其收入分配效果值得懷疑。有的地方在第一步出售商品房時，國家、企業、個人各負擔1/3。個人負擔1/3這部分錢也還允許分期付款，如果按30年分期付款計算，實際只花了1/6的錢就買到了房子。買房后，由于存在過多的補貼而使房屋產權不清晰，不允許轉讓，如果將來轉讓則必須歸還補貼款。這種試點方案有較多的漏洞，難以防止房主出租或變相出售的辦法實質上轉手出賣。由于我國整個經濟改革正在不斷糾正扭曲，不斷減少補貼，到第二步房改之時，買房者很可能不如第一步時條件優越，國家和企業出不起各自的1/3，個人付出的比例就會增大，原來實際出1/6的，隨后可能就要出1/3，再后一批人出1/2。即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增加個人付出的比例。這是一種什么樣的收入分配的政策效果？當前普通職工按一般工資積累買不起房，只有一些比較富的人才能買得起。比較富有的人可抓緊時機買便宜房子，普通收入水平的則過若干年后再買貴一些的房子，而收入比較低的人要更晚才有可能買房，從而要出更高的價錢。這樣的收入分配效果不符合社會主義公正原則，即補貼的分布不僅不公平，還向高收入階層傾斜。

　　十七年過去了，周小川已然成為經濟領域中的領袖式人物。在隨后進行的具體房改政策的執行過程中，因政策問題、落實問題，周小川的擔憂還是或多或少得到了證實。直到今天，貧富差距問題，依然是樓市各界關注的核心焦點。一個政策從推出到落實，總會對方方面面造成影響，如何把各種負面效應降到最低點，如何處理好市場化與公平化的問題，還是值得各界深思的。

　　以史為鑒，可以知今。近期一些地產政府相繼出臺措施刺激樓市，其中有些措施從刺激消費入手，對所有的購房人都能做到公平對待，但有些措施值得商榷，如杭州出臺的措施中包括“對按期動工確有困難的房地產企業，由受讓人提出書面申請，經批準后可適當放寬建設項目開、竣工期限。”這個措施的針對群體是誰？是所有開發商嗎？這個“適當”如何把握？去年高價拿地，今年沒錢的企業“適當”，還是市場節奏把握正確，現在可以支撐的企業“適當”？

　　這一“適當”，是否會把看錯了市場方向的差企業保護起來？是否會把一些官員的關系戶保護起來？是否會導致開發市場出現不公平？是否會讓好的企業降低或喪失競爭力？是否混雜了新的腐敗和不公平？如果“適當”之后，銷售還是不好，風險出來了，地價款這個“適當”的企業還是交不起，又該如何？這些壞賬就給銀行了？出臺一個措施，還是應做長遠考慮的。(肖賓)